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行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凡是涉煤企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产能过剩，销售价格倒挂，全行业亏损，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严重。大批国营煤炭生产企业停产限产，上百万煤矿工人下岗待业。
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煤炭主产区，都是一种凄风惨雨的景象。
我叫林子龙，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古城矿务局榆树坪煤矿行政科当科长。
古城县地处黄河之滨，是河西省最大的煤炭基地，古城矿务局是煤炭部直属的的特大型国企。矿区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职工家属有十多万人。
榆树坪矿是古城矿务局最大的生产矿井，设计规模大，投产时间短，装备水平先进，当时号称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矿。
一九九四年的元旦刚过，正在上班的我，被矿长杨树林一个电话招到他的办公室。
杨树林是矿上的一把手，他是七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从榆树坪矿筹建初期就一直在这里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
杨矿长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职场指路人。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用鹰隼般凌厉的目光，盯着气喘吁吁的我，劈头盖脸地说，我想让你去修造厂当厂长，你愿不愿意去？
领导这句话，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着我一脸懵逼，不知所措的样子，杨树林叹了口气，示意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心平气和地给我做起了思想工作。
慢声细语地和下属说话，这种情况对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的杨树林来说很少见，说明这件事很棘手。
杨矿长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修造厂又亏了好几十万，是全矿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中亏损最多的。
上任不到半年的厂长王麻子是个怂货，半个月前，被厂里几个东北老娘们威胁，说再不发工资，就要当着全厂职工的面，扒了他的裤子。
王麻子被吓着了，想当缩头乌龟，在辞职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竟然直接撂了挑子，躲到矿务局总医院住院去了，说是职业病复发，连床都下不了。
杨树林深深他吸了口烟，接着说，修造厂有将近二百人，现在就像一群没有王的马蜂，随时都有可能闹出一些大动静出来，影响矿区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他说的很慢，语气也很沉重，我能体会到领导此刻的无奈和忧心忡忡。
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生了群体事件，肯定要被追责。
到了那个时候，上级不会考虑事件的起因缘由，也不会接受你的辩解和申诉，最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先摘掉主要领导头上的帽子，以示重视和果断，力求迅速平息沸腾的民怨，在最短的时间里，阻止事态的蔓延扩散。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没有哪个国企的领导干部，在事关稳定的问题上，敢存侥幸心理，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
作为矿上的中层干部，我当然了解修造厂的情况，也知道组织部高部长他们元旦前几天忙得团团转，走马灯似地约谈了十几个干部，有机关的科长副科长，也有基层区队的队长书记，给修造厂物色新厂长的人选。
我听说，高部长的忙碌好像没有结果。
被约谈者都心知肚明，修造厂是全矿最烂的单位，没有之一。但凡思维正常，脑子没被门板夹过的人，没有谁愿意趟这潭浑水，就算矿领导和组织部门祭出了升职晋级的利器，被约谈者也没有一个人动心。
我是矿上最年轻的科长，资历尚浅，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生产单位工作的经历，不可能出现在修造厂厂长候选人员名单中。
这是矿机关干部们的共识，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此时此刻，坐在杨树林对面，我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摆在面前。
要命的是，和我谈话的不是组织部长，也不是主管干部工作的党委书记郭民选，而是榆树坪矿的老大，向来强势，说一不二的矿长杨树林。
我没有拒绝的勇气和胆量。
杨树林不仅是矿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还对我有知遇和提携之恩。
我这个没背景、没关系的农村娃，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从一名普通的井下工人，变成万人大矿的中层领导干部，固然主要是靠自己的拼搏和汗水，但不能否认有运气的成份，也离不开贵人的相助。
我的贵人，就是眼前这个人，榆树坪煤矿现任矿长杨树林。
十二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是矿安检科科长，而我，是井下运输队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轨道工。
杨树林觉察到了我的抗拒和为难之意，脸色渐渐阴沉，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不管修造厂存在多少问题，亏掉了多少钱，它也是矿上的单位，养活着将近两百人，不是想关门就能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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