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无论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个家族，以及我个人来说，注定都是不寻常的一年。
仅仅还在2个月前的2019年12月12日，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诸事皆顺。
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举行。
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
接踵而来的喜事似乎都在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着......
直到这年的12月12日，武汉医院接诊了一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一名商户。
据该商户透露，商铺内多名员工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烧并干咳症状。
后面几天，武汉其他医院也陆续接诊了多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
当月最后一天，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已经在整个武汉出现了炸窝似的大爆发，事态一度严重到了人力所无法控制的程度。
与此同时，也是在12月份的某一天，姥爷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被送去就近的矿区医院做了吸氧、抗炎、平喘处理后，稍有好转。
出院后当晚，再度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甚至比之前那次更加严重。
用姥姥当时的话来形容，感觉整个人马上就要背过去了一样，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
连夜送医后，院方一直坚持保守治疗，先把病情稳定住，病情细则及后期治疗方案，需要等待三天以后的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再做决定。
在此之前，起码我个人是没有太多危机感的，倒不是我冷血。
这些年姥爷身体时好时坏，我也都看在眼里，医院光病危通知就下过两次，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以往病情不管多么危急凶险，他最后总能有如天助一般的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因此，我相信他这次依然可以创造奇迹。
后来想想，当时我的心态，就跟新冠病毒爆发前，全国人民看待这场疫情前兆的态度是一样的。
甚至不光是我，全家从老到少，几乎每个人的想法都跟过去不谋而合，想着从前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是有惊无险，最多就是在医院多住上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事实证明，我们所有人都太过乐观了。
专家会诊后的结果首次打破了我们的预期和设想。
在此之前，我们甚至已经把视野提前布局到了一个月以后的新春佳节上。
又是一年除夕夜，又是一季新春到。
但就命中的劫数来看，2020年的新年，对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来说，注定不是一个阖家团圆之日。
即便是在大年初二，闺女回门的日子，我们一大家族，将近三十口子人相聚在姥姥家，看似很热闹，但却始终感觉气氛不如往年那般自然。
心事虽没写在脸上，但却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每个人心中的愁闷和不安，都源于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姥爷的病情，危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他本人也在除夕之前就被转入到了重症监护室，这不由得让我们心头一紧。
冥冥之中，诀别的齿轮似乎已悄然按下了启动键，其转动的速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快......
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肾衰竭等一系列跟“衰竭”有关的病状，联合在一起，有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夯落在姥爷这个年以耄耋的老人身上，并以压倒性的优势一步步地透支着他的精神和生命。
我再见到他时，是年初三在姥姥家吃完中午饭，我们集体去了一趟医院。
那天还下着雪。
由于人数较多，为了不影响ICU里其他病人的休息，医院要求我们分成3拨，轮流进去探望，我被划到第一批探望的人里。
进去之前，要求必须佩戴好口罩，并配上一次性鞋套，进出都要用消毒液洗手。
其规定之严苛，程序之缜密，令我的心情一度变得十分压抑，内心也不由分说的涌起一股如临大敌、大兵压境前的焦虑和不安。
在聚氨酯夹芯板构建而成的ICU病房内，无菌环境的笼罩下，偌大的房间里摆放了有8张病床。
每张病床的床头都摆放有大大小小各种医疗仪器，心电监护仪、呼吸机、床旁超声......看得人眼花缭乱。
姥爷的病床位于进门后左手边第一位，我们把病床围成一个圈，在他耳边轻声地呼唤着，试图把他从昏睡中叫醒。
一条固定带从他头顶绑至下颌，把面部肌肉勒得紧紧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被送进ICU后不久，下巴便脱臼了，具体原因不明。
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在ICU里不配合进食，导致医护人员存在强制性投喂，中间可能是在掰开他嘴巴的时候，造成了下颌关节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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