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修撰，是 “述而有作” 的最高体现。孔子 “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孔子世家》），看似只是记录历史，实则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通过 “微言大义” 褒贬善恶，如 “郑伯克段于鄢” 责其失教，“天王狩于河阳” 讥其失礼。这种 “述史见义” 的方式，使《春秋》成为 “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实现了 “述” 与 “作” 的完美统一。
五、述作之辩：历史上的传承与创新
战国时期的墨子，以 “述作并重” 挑战儒家的 “述而不作”。他在《墨子?耕柱》中明确主张 “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认为传承与创新同样重要。墨子本人既 “述” 夏禹之道，“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赞扬大禹 “沐甚雨，栉疾风” 的治水精神；又 “作” 新说，发明 “兼爱”“非攻”“尚贤” 等理论，甚至亲自 “作木鸢”（飞行器）、“作连弩车”（守城器械）。这种 “述作并举” 的态度，使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 “显学”，也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
汉代的董仲舒，通过 “述经作注” 实现传统的创新。他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表面上是对孔子学说的 “述”，实则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在《春秋繁露》中，他以《春秋》“春王正月” 阐发 “大一统” 思想，从 “天人感应” 解读灾异现象，提出 “三纲五常” 的伦理规范。董仲舒的 “作” 不是凭空创造，而是 “以经解经”—— 用儒家经典解释现实问题，正如他在 “天人三策” 中所言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使儒家思想适应了汉代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官方哲学。
宋代的朱熹，以 “四书” 体系重构儒家传统，展现 “述中求作” 的智慧。他认为 “《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朱子语类》），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 “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注释中，朱熹既忠实于原文（述），如释《论语》“学而时习之” 为 “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又融入理学思想（作），将 “格物致知” 解释为 “即物而穷其理”。这种 “述作结合” 使 “四书” 取代 “六经” 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实现了儒家思想的宋代转型。
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 诠释经典，体现 “作不离述” 的特点。他反对朱熹 “格物致知” 的向外探求，主张 “心即理”“致良知”，认为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传习录》）。这种观点看似与朱熹对立，实则是对《论语》“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深度发挥。王阳明解读《大学》“格物” 为 “格心之物”，“致知” 为 “致吾心之良知”，虽偏离传统注释（作），却紧扣 “仁” 的核心（述）。他的 “述” 是 “以心解经”—— 让经典服务于内心的道德觉醒，这种方式使儒家思想从书斋走向社会，成为推动明代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
清代的戴震，以 “训诂考据” 回归 “述而不作” 的严谨。他不满宋明理学对经典的 “空疏诠释”，主张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与是仲明论学书》），强调必须通过文字训诂准确理解经典本义。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逐字考证 “理”“性”“道” 等概念，指出 “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批判宋儒 “存天理灭人欲” 是 “以理杀人”。他整理《水经注》时，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纠正了长期以来的经文与注文混淆问题，展现了 “述” 的科学性。戴震的工作证明：没有扎实的 “述”，任何 “作” 都是空中楼阁。
这些思想大家的实践表明，“述” 与 “作” 是文明传承的一体两面：“述” 是 “作” 的根基，确保创新不脱离传统；“作” 是 “述” 的发展，使传统适应时代需求。正如树木生长，根系深扎土壤（述）才能汲取养分，枝叶向上生长（作）才能获得阳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六、老彭其人：传承者的精神原型
老彭的身份虽有争议，但作为 “述而不作” 的精神原型，其特质在文献中清晰可辨。《大戴礼记?虞戴德》明确记载 “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将老彭与 “仲傀” 并列为商代的 “教化者”—— 他负责向大夫传授为政之道，向士传授为官之术，向庶人传授技艺之法，是知识传递的关键节点。这种 “传而不创” 的角色，与孔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从教经历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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