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户籍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北平市民总的户数、人口数变动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学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两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1937年开始，包含倭寇移民在内，北平人口每年反而增长，还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涨。
对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学人，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着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着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难”，闭门着述是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至少要有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的北平，哪还摆得下一张书桌？
北大、清华，作为华夏最高学府，有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荣光，在遭难时，也首当其冲。
七七事变时，正值假期，各校校长在庐山共商国事，北大、清华群龙无首。沦陷后，校长们由庐山转金陵，奔走呼号，呼吁为中华保住文脉。
八月中旬，教育部发出撤退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口头传达：接到秘密通知后，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国立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
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短缺，除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着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就连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胡先骕主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属于“弃之不顾”之列，只能自谋生路。
这可说是一次无组织、无秩序的悲壮流亡，人们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贵的图书、标本或存银行，或存在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就连50毫克镭，都是赵忠尧抱着咸菜坛子带到昆明的，其他校产哪还顾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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