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在1937年7月30日成立汉奸政府北京地方维持会。 并且开始对北平一切抗倭力量，文化力量，教育系统进行颠覆……
8月25日，倭寇宪兵搜查了北大办公室，并以发现抗倭宣传品为由，不断骚扰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沙滩红楼，成为倭寇宪兵队队部，楼内地下室也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
根据被抓的教育人士描述，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倭寇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倭寇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毫无疑问，这是沙滩大院百年历史上的至暗时期。据统计，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
清华学校内各系馆大多被倭寇改为伤病员住房，图书馆被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然成了倭寇随军妓馆，气象台成了豢养军马、军犬的场所。
倭寇还曾在清华大礼堂前举行“军犬大赛”，以军犬撕咬华夏人为乐，数十个华夏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留下来的两个工友，被逼一再输血，最后死于非命。
北大、清华惨遭涂炭，北平不受倭寇人侵扰的，只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学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两座“孤岛”。
因为燕大为美国财产，倭寇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培养更多爱国青年。
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
后来，倭寇在华夏战场开始失利，对燕大也开始插手，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燕大教授们受尽屈辱，大部分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才释放。
燕大倒下后，北平硕果仅存的高校就只剩下辅仁和华夏大学了。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在亚洲所设的唯一一所大学，由德国圣言会资助，一直在刺刀与枪炮声中正常招生。
校长陈垣对他的弟子、国文讲师启功说道：“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由于辅仁是不受倭寇控制的大学，华北沦陷区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
私立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则只有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任校长的华夏大学，基本保持独立，苦苦维持至抗战结束。
此消彼长之间，汉奸学校日益增多，汉奸的队伍越滚越大。陈垣感慨地说：“抗战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跳下去的人将越来越多。”然而抗战时间之长，远超陈垣预料。
为了达到奴化华夏青年、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北平沦陷不久，日伪当局便提出“北大复校”，建立伪北大。
伪北大起初没有校长，担任“监督”的，是民国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汤尔和。汤尔和患肺癌后，接替他出任伪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是钱稻孙。
钱稻孙少年留倭，对倭寇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跟他提起抗倭，他连连摆手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这种自轻自贱的论调，连金岳霖这种谦谦君子都要跳起来揍他。
钱稻孙的一位朋友，害怕将来倭寇战败，想脚踩两只船，就来征求他的意见，钱竟然回答道:“我就没有想到有那一天!”
担任伪北大校长后，钱稻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己的叔叔钱玄同出山。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
当时的北平城到处都是倭寇特务，对各界人士进行监督抓捕，这些倭寇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他们参加各行各业，还去考入华夏大雪学，考入学校时用的是华夏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华夏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倭寇人。每个行业都进入了这些特务，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倭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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