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说刘桢（字公干），他同样身为“建安七子”中的一员，其所撰写的文章别具一格，展现出飘逸不群的风姿，更带着几分潇洒雄壮之气概。故而，称其为“有逸气”，实在是恰如其分啊！然而，他身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便是所谓的“壮而不密”。其作品风格雄壮豪迈，气势磅礴，但在细节处理和结构安排方面却显得不够缜密严谨，从而导致整体给人一种虽强大却略有疏漏之感。正因如此，有人评价他的文风尚未达到那种遒劲有力、成熟老练的境界。
这样的品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其作品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基础之上的，可谓一针见血且十分精辟独到。故而，即便曹丕所谈论的“气”与后世所言的“气”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他的“文气”之说正确与错误各占一半，其中包含了诸多消极的成分；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他在此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真正在文学创作领域构建起“文气”学说体系的乃是韩愈这位大家。韩愈出生于唐朝时期，籍贯为邓州（现今位于河南省）南阳。他不仅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更是开启全新一代文风、堪称散文界一代宗师级别的存在。
在韩愈看来，评判一篇文章在表现力方面究竟是优还是劣，关键就在于一个“气”字。对此，他曾明确指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关于这一观点，朱自清先生给出过一段极为精妙绝伦的评论阐释。朱先生表示：“不过呢，韩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这个标准便是‘气’。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其实指的正是那种自然而然的语气表达，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流畅的音节韵律。虽然韩愈尚且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定体‘雅言’所设定的框架束缚，从而直接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文来进行创作，但他却是有史以来头一个有意识地把白话文那天然质朴的自然音节引入到文言文当中的人。在这一关键之处，通常被视为传统且古老的“古文”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旧”；然而，正是他所倡导并提出的“语气流畅”（气盛）这一评判准则，犹如一盏明灯，为后来的学者们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由于他的弟子数量众多，再加上那些虽未正式拜师但深受其思想影响、敬仰并效仿他的人，纷纷踏上了这条由他指引的路径，从而使得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崭新的文体可以说是全新形式的“古文”，到了宋代时期，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散文”，而它的创立与发展无疑应归功于韩愈。
韩愈曾有过这样一番精妙的论述：他将“气”形象地比喻成“水”，把“言”视作漂浮于水面之上的各种“物体”。如此一来，只要水量充足浩大，那么无论物体体积是大是小，都会自然而然地全部浮出水面。因此，对于一篇文章而言，最为重要的便是要有充盈旺盛的气势。一旦拥有了强大的气势，便无需刻意去追求如何精心安排对仗结构，也不必费心思去琢磨和修饰华丽的辞藻，更不必像六朝时期流行的骈赋那般讲究工整对仗和精雕细琢。他所提及的这个“气”，确实存在着像朱先生所言那般，涉及到“音节”以及“语气”等外在呈现方面的问题。然而，其实际内涵远不止于此，恰恰是在此处，他未能阐述得清晰明了。
自韩愈之后，谈论“气”这一概念之人可谓众多。不过，若论及讲解得较为通透且详尽具体的，还当属清代的刘大魁。刘大魁身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授业恩师，曾撰写过一部名为《论文偶记》的着作，在当时颇具声誉和影响力。
在这部作品当中，刘大魁明确指出：“行文之道，应以‘神’为主导，而‘气’则起到辅助作用。”并且进一步阐释道：“所谓‘神’，乃是‘气’之主宰；而‘气’呢，则是‘神’之运用体现。”如此一来，便将“神”与“气”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影响的关系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一番言论固然说得相当“朦胧不清”，然而他紧接着又详细解释道：“所谓神气，乃是文章最为精妙之处；至于音节，则属于稍微粗略一些的层面；而字句呢，可以说是文章之中最粗糙的部分了。”好啦，既然他已经如此清晰地区分出了这些具体的“层次”，那咱们不妨将其颠倒过来思考，从那些实实在在的“层次”着手：首先追求字句的长短适宜以及数量多寡，同时还要留意平仄和音调是否和谐。毕竟嘛，“字句可是构成音节的规矩准则呀”。要是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字句，那么接下来便会出现这种情况——“积累学识从而形成句子，堆积句子进而组成篇章，再将各个章节整合起来阅读，这时音节自然而然就能显现出来了。”一旦拥有了优美动听的音节之后，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奇妙的关联——“音节高昂的时候，整篇文章的神气必定也会随之高涨；反之，如果音节低沉，那么神气必然也就低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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