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岁月如同无声无息的溪流一般，悄然地从人们身边流淌而过。不知不觉间，他已然步入了人生的暮年。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晚年生活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那曾经坚定不移的观念，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惊天大逆转。
此时此刻的他，居然开始深深地感慨道：原来一直以来所执着追求的写作事业，其中的奥秘竟是“三分靠人力，七分看天意”啊！这种想法对于过去那个始终坚信只要付出足够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彻底的颠覆。
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越来越笃定地认为，如果想要创作出真正堪称卓越、能够流传千古的优秀作品，那么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得依靠那种难以捉摸、被称之为“天才”的因素才行。而那些曾经被他视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努力奋斗，此刻在他的眼里，仿佛已经逐渐褪去了昔日那无比耀眼的光芒，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了。
难道说这真就表明他针对写作所抱持的正确认知已经产生了偏差，并且开始逐步后退了么？事实远非这般单纯！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便能够轻易地察觉到，那些外国的创作者们同样时常论及所谓的“天赋”，而且还特别注重“天资”。然而，必须要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即便他们认同这些先天条件确实存在，但对于人们通过后天不懈努力所能取得成就的激励与鼓舞，其力度简直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五明通过学习，知道那位来自古希腊的着名哲人苏格拉底便曾直言不讳道：“诗人创作诗歌可不是凭借智慧，而是源自于一种独特的天才和灵感。他们就好似那些受到神祗启示或者占卜之人一般，能够口吐莲花般说出许许多多精妙绝伦的话语，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或许都未必清楚这些言语究竟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换句话说，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来看，“诗语”更像是一种“神灵附体”后的产物。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并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诗人绝非凭借自身力量于混沌无序之中创作出那些珍贵而美妙的诗句，实际上，这背后乃是有神只牵引引导着他们开口诉说。正因如此，这些优美动人的诗篇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源自人类，而是属于神只所有；它们并非出自凡人之手，而是神只的语言表达。诗人不过仅仅充当了神只的传话者角色罢了，完全是受到神只的感召与伴随才得以完成创作。显而易见，在柏拉图看来，‘诗’实则是一种来自‘神’的附体现象或者说是灵感赐予。于是乎，柏拉图毫不犹豫地将所有‘优美诗歌’的着作权统统拱手让给了‘神’啊！诗人”只成了一种被凭蹈的说话“工具”。康德换了种说法，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也就是说，一切“艺术法规”都是“天才”们制定出来的，“需人”和只能遵从，效法。那么，“天才”们又是怎样制定这些“法规”呢？康德认为，“作者并不知晓诸观念是怎样在他的内心里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因为，“天才“”就是一种“特异的，在一个人的诞生时赋予他的守护和指导的神灵。”所以是“天才”，最后还是由于“神灵”守护。这种看法，实在有比柏拉图前进多少。权本华走得更远，他露骨地认为:“人的绝大多数，无非是奴隶，是眼泥巴打交道的人”，他们“只把他们的头题用来为他们的肚子服务”而极少数“天才虾同，他们的头脑“能够积极地为它首己服务”。能够以他的的智力”去产生艺术，诗歌或哲学新作，就““如同妇人生套了样，算不了什么”。他们才是“真正高贵的人”，才是“世界上职的贵族”。“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滋解茫茫无际的大海里了。”叔本华的这种“超人”说最明确、最直截地把他们这些哲学家称“天才”、讲“灵感”的阶级实质和政治意图“和盘托出”了一一那就是要承认这些“贵族”的统治，“奴隶”们要永远向着这些“天才”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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