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耀文从《东方报业》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那毒辣的太阳已经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正是黄昏当头。
1968年的香港，还远远没有后世那么的繁华，整洁，高楼林立。反而满大街的都是脏乱差，特别是街道两侧的马路牙边全都是烟头、杂物、碎叶。
不过如果抛弃这些不去看的话，此时的香港街头倒是另有一番韵味，那繁体字撰写的广告牌密密麻麻的在店铺的上面悬挂着，路上行人匆匆而过，几个小孩子蹲在街边看着手上的公仔书，颇有一种来到了80年代香港电影里的感觉。
一边走，霍耀文一边想着为《东方报业》撰稿的事情。
当下《东方报业》还只是初创，影响力肯定是不及《明报》《大公报》等成名已久的报纸的，可是霍耀文了解未来《东方报业》不仅销量上超过了《明报》和《大公报》，更是成为第一个连续29年全港销量第一的报纸。
这些是《东方报业》后来的成就，霍耀文虽然知道，但也不会把目光放的那么长远，他现在投稿到马如龙哪里，看重的不是《东方报业》的未来，而是看重当下对方缺少能够提高报纸销量的东西，通俗点讲，霍耀文就是考虑稿费问题。
现在香港的报纸行业，除非是只刊登一些新闻、马经、狗经这类专精报纸外，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邀请一些文人名家为报社撰稿，从小说到散文，题材不限。
只要小说或者文章的内容，能够吸引到读者，吸引到普通民众购买报纸，那就行了。
不过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事情，报纸不是书籍，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时事资讯，新闻要点。
为什么《明报》成立不到9年的时间，就能够超越《大公报》《香港文汇报》这些成立二十多年的报纸，成为长期霸占全港报业销量的前三名？
除了副刊的名家专栏以外，更多的是《明报》自身的定位问题。
1959年，金镛跟好友沈宝新合作，共同出资成立了《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镛则是负责总编事务，那时候每日出版一张对开报，也就是对折一次的报纸，共四面。
刚开始的时候，得利于金镛先生个人武侠大家的名气，以及其撰写的武侠小说，倒也是每日能够卖出一两千份，勉强维持报社的收支均衡。
但随着撰写到《神雕侠侣》中小龙女那一段的时候，可谓是在读者群中炸开了锅，一下子报纸销量从一两千份跌到了几百份，到最后更是落得无人订购的地步。
那一年《明报》严重亏损！
换到现在来讲，就是作者在往书里面投毒！
还是剧毒！
立刻身亡的哪种毒！
直到后来这部分情节过去，随着《神雕侠侣》的高潮部分出现，才总算是略微缓解了这个毒点，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这才扭亏转盈。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事件让金镛看到了报纸不能完全靠文章来吸引人，所以转变了《明报》的定位和方向，不在单纯的依靠名家撰写的文章小说来吸引读者，而是走向了“言论独立”“不偏不倚”的精英报章。
所以在1962年“难民潮”，内地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皇家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时，《明报》不顾这种敏感话题，率先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赢得了当时大部分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支持。
借此，《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权威、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
《东方报业》跟《明报》一样，在创刊的初期，也是收益不佳，卖不出去几张报纸。但随着马如龙改变报纸定位，聘请名家写狗经，又借助自己在黑道的影响力，想尽办法弄到了一些其他马经报纸不知道的马经和贴士，这才在报业林立的香港扎下了脚跟。（贴士，舶来词，英文中的Tips，这里泛指小道消息）
不过不管在怎么改变报纸的定位格调，最基础的小说文章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特别是一篇吸引人的小说，不仅能够带动报纸的销量，更能够或多或少的培养一下忠实读者，长期购买本报。
霍耀文投稿到《东方报业》，就是看中其刚创刊，连第一份报纸都还没有刊印出来，必然是需要一些吸引人的小说和文章来迅速打开市场，亦如当年的《明报》一样。
《鬼吹灯--盗墓笔记》这本书，综合了后世无数盗墓小说的精髓，霍耀文相信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去，绝对是能够比之当下几乎差不多已经到达瓶颈的武侠小说，更能够吸引普罗大众的目光。
书中各种的鬼魅魍魉，民间传闻，山野杂说，以及添加了部分真实的考古过程，和足够经得起推敲的盗墓手法，不仅让普通的读者市民看个热闹，更是能够吸引那些历史爱好者、考古爱好者的关注。
一边想一边走着，等快要出了贵州街，来到巴士站的时候，霍耀文才愕然想起张老师家好像就是住在贵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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