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之后，平安县到北京开会的干部，多多少少算下来，还是有那么一些，有劳模表彰大会，人代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个别同志也见到过中央首长，到过北京的，就是兜比脸干净，想方设法也会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一张照片。去一趟北京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个年代最为奢华的愿望。虽然不少人去过北京也在北京开过会，但是参加中央首长组织的小范围经济座谈会的刘乾坤是第一人，能够在会议桌上同领导交流汇报的也是第一人。
刘乾坤紧紧握住钟毅的手，心怀感激。选择刘乾坤去北京汇报，是钟毅与邓牧为出于多重考虑，第一，刘乾坤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理论功底和实践经历都很丰富，能够展现县里的水平。第二，刘乾坤曾经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不仅熟悉地毯厂，还熟悉县里的国有企业和乡里的乡镇企业。第三，刘乾坤是县委副书记，可以代表县委，人又年轻，才四十出头，符合上级干部年轻化的选人用人标准。这三点也是邓牧为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谈的三点。除了这三点，还有一点，邓牧为没说，但大家心中都有数，如此出彩的事喊刘乾坤去，这就是为刘乾坤下一步接替县长创造条件，增加砝码。
刘乾坤又回望了一眼大家，钟毅邓牧为几人挥了挥手，就上车关门，随着一声鸣笛，刘乾坤正式赴京。
送走了刘乾坤，众人便围拢着钟毅，看着曾经的平安县老伙计个个面带微笑，钟毅又主动与大家握了握手，相互致意。
邓牧为看与大家都打了招呼，道：“钟书记，您看咱们现在启程还是略作休息？”
时间很紧，我看现在就出发。
郑红旗靠上前道：“我们先去工业园区，然后去两高路北线慰问参加两高路修建的群众，再到滩区中学调研学校，最后选择秀水看暖棚农业试验田”。
钟毅点了点头，道：“轻车简从，分管同志和相关业务口子上的一把手陪同，其他同志在家办公”。
郑红旗道：“是，准备的是公共汽车”。
牧为，你坐我的车，出发。
委办的副主任、钟毅的秘书魏昌全已经打开了车门，两位领导上了车，魏昌全迅速上了车。作为前地委书记周鸿基一手提拔的秘书，按说周鸿基在担任副省长之后，魏昌全早就应该换地方了。但是钟毅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秘书，就让魏昌全再待一段时间，等到新秘书来了之后，带一带，就可以让我魏昌全去曹河任县委副书记了。作为地委书记的秘书，日常服务是最基本的，什么领导没来我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领导没讲我先讲，看看话筒响不响；领导说话我鼓掌，带动台下一片响；领导未尝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但魏昌全作为委办的副主任，这些基础的服务工作一般是不需要自己干的，现在的自己最大的作用，已经是参谋助手了。
郑红旗坐在开道车上，齐江海则坐在了开道车副驾的位置上，给郑红旗汇报着每个点位的安排。郑红旗耷拉着眼皮，没有说话。
齐江海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的郑红旗，不悦写在脸上。
郑红旗和大多数干部坐在公共汽车上比待遇好了不少，但是郑红旗的心中十分不服气，自己作为常务副县长，此次去北京汇报，作为县委书记县长的邓牧为不去，就应该自己去。毕竟工业经济是政府的事，现在都在讲党政分开，凭什么让已经不在县政府担任职务的刘乾坤去。不就是想着在下一步竞争的时候，为刘乾坤增加话语权吗！钟毅和邓牧为真是太过偏心。
钟毅从乡镇一直做到地委书记，太了解基层干部的不容易，所以从不喜欢搞层层陪同和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自己更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扭头看了看后面的公共汽车，又看着前面的开道车，道：“老邓啊，我现在都不敢下来了，每到一个地方，大车小车的，群众看到是要卖娘的。”
钟书记，已经压缩到最小范围了，都是各个部门负责的同志，一个是向您汇报，第二个是更能准确领会您的指示。
钟毅苦笑一声，道：“我们看到的是三辆车，我们看不到的何止是三十辆车，你看，路上车这么少，这是又采取了管制了吧，这要动用多少警力；各个点位上准备的同志，少说一二十个吧。四个点位，粗略估算也有一百多人。一百多人不干工作，都围着我转，老邓啊，这个风气不行啊。老邓，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我们讨论一下，你说咱们这么大费周折地准备迎接检查，不说我，就说你，看到的能是真实情况吗？”
邓牧为笑了笑，道：钟书记啊，其实真实情况都在咱们心里。我给你报告，这次县里下了血本升级改造学校，县里财政拿出了大部分家底投到了学校上，只要是危房，能改造的改造，能加固的加固。当时咱们的承诺，我可没有忘，就是卖了县委大院，也要把教育搞上去。
钟毅翻过年就是五十五，平时坐得多，又没注意锻炼，腰时常疼痛，这辆进口轿车比以前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坐的车舒适不少，特别是靠背和腰之间有了一个软硬适中的支撑。但腰疼起来，钟毅坐在车上也时常双手叉腰，不时地用手指头按一按脊椎骨，缓解一下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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