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之变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晚清时期一场旨在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背景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决心进行变法，以期实现国家的富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诏书中明确提出了讲求西学、变法自强的国策，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合法地位。随后，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包括设立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等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兴办实业等。这些措施旨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然而，戊戌变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守旧势力在朝廷中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阻挠变法的实施。另一方面，变法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加之光绪帝在权力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使得变法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变法过程中，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对变法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却暗中操纵着局势。她通过重用亲信大臣、掌握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等手段，逐步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威。同时，她还利用守旧势力对变法的抵制情绪，暗中策划了一场政变。
戊戌政变发生在变法进行的第103天。当时，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训政诏书，宣布重新训政，并立即逮捕了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随后，她又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等人革职查办，并杀害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位维新志士。这场政变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
立储失败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11]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发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六、仓皇西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起初，慈禧对义和团持剿灭态度，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她的立场逐渐转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然而，她连续三次发布谕旨，要求袁世凯在处理民教案件时要公平对待，避免单纯依赖武力，强调以弹压和解散为主要手段，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抚能够谨慎选拔贤能官员，整顿地方治理，与民众休养生息。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应该公平处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维护国际关系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在山东的镇压行动导致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速壮大，并逐渐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到了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成员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但不顾清廷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建议，鉴于义和团声势浩大，与其镇压，不如招抚并加以利用，将他们编入军队，利用他们的仇教情绪转化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力量。慈禧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五月初九日至初十日，慈禧派遣赵舒翘和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随后，在十日晚上，慈禧召集王公大臣秘密讨论应对义和团的策略，最终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
然而，就在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的同时，各国驻京领事接到了本国公使要求紧急调兵进京的急电。五月十四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率领的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分批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这支联军在行至廊坊时，遭遇了义和团的阻击（参见廊坊阻击战）。十五日，大量义和团成员进入北京，次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
慈禧派遣官员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家属，并试图劝阻各国调兵进京，但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表示联军已经决定进京，无法阻止。随着联军进入北京，他们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成员及无辜中国居民。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招抚义和团以及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代表人物如载漪、刚毅、徐桐等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匡、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镇压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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