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此事被尚书丰升额发现，并联合权臣永贵一起弹劾和珅，指责他包庇安明。然而，和珅事先得到了永贵之子伊江阿的通风报信，因此提前准备了应对措施。他草拟了两份奏折，一份呈递给军机处，另一份则留在手中。当永贵在朝堂上提出弹劾时，和珅立即拿出准备好的奏折，主动承认自己对安明的行为失察，并请求处罚。
乾隆帝在听取双方陈述后，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军机处呈交的和珅关于安明的弹劾奏折，这表明和珅并没有蓄意包庇安明。因此，乾隆帝决定将安明处以极刑，并籍没其全家财产，而和珅则因为失察被降两级留用。这一事件虽然让和珅逃过了更大的责罚，但也使他与权臣永贵之间产生了裂痕。
到了1780年，云南按察使海宁揭发了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的案件。乾隆帝随即下令，由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及钱沣前往云南调查此案。最初，调查工作进展缓慢，直到和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拘捕并审问了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在严刑逼供之下，赵一恒最终供认了李侍尧的种种不当行为。和珅随即召集了云南当地的主要官员，公开了赵一恒的供词，使得原本支持李侍尧的官员们纷纷转变立场，加入到指控李侍尧的行列。
通过这些手段，和珅成功地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迫使李侍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此案的审结不仅确立了和珅在处理复杂案件方面的声誉，还使他获得了进一步的晋升，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并在议政大臣处行走。不久之后，和珅又升任为御前大臣，并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四、利欲熏心
和珅，这位清朝乾隆年间的权臣，其仕途生涯充满了复杂与争议。在李侍尧案的处理中，和珅不仅展现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还趁机私吞了巨额财产，加之乾隆帝的赏识与厚赐，使他初尝权力与财富的巅峰滋味。随着地位的稳固，和珅的野心日益膨胀，他逐渐从清廉自守转向了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道路。
长子丰绅殷德与皇家联姻，更是为和珅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与便利，百官争相攀附，进一步助长了和珅的嚣张气焰。面对朝中的非议与排挤，特别是安明案后的连续弹劾，和珅心中种下了对文官的仇恨，这成为他日后残酷打压文人派的重要原因。
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和珅利用职权大兴文字狱，对敢于批评或反对他的文人进行残酷打压，甚至不惜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牢狱，甚至处死。同时，和珅还深入科举制度，通过控制考试流程，收取贿赂，形成了“价高者得”的恶劣风气，严重破坏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士子们为了求得功名，不得不向和珅行贿，导致乾隆末年的科举制度几乎被和珅一人所操控，士子之中流传着“几出和门”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
五、野心膨胀
在经历了安明事件之后，和珅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因为处理李侍尧案有功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随着权力的增长，和珅的野心也随之膨胀。1778年七月，他将目标转向了另一位朝廷重臣阿桂的儿子阿迪斯，控告阿迪斯贪赃枉法，并将阿迪斯逮捕解送至京城进行审问。
和珅将阿迪斯贪污所得的金银八箱呈献给乾隆帝观看，此举激怒了乾隆，导致乾隆下令将阿迪斯发配至伊犁充军，并对其父阿桂进行连坐，阿桂也因此被降两级留任。这一事件显示了和珅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果决和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潜在的对手。
阿迪斯事件之后，和珅并没有停止他的行动。他开始针对朝廷中的武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一系列的动作引起了乾隆的关注，乾隆帝下令需要对这些案件进行严格查办。然而，和珅并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不久之后，黄枚案爆发，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黄枚是阿桂的义子，年轻有为，早年中进士，后任职浙江省平阳县知县。此次案件是由窦光鼐告发黄枚贪赃枉法引发的。面对窦光鼐的指控，黄枚反过来控告窦光鼐存在“刑逼书吏、恐吓生监、勒写亲供状”等行为。事态升级，窦光鼐甚至以死相谏，显示出他对黄枚行为的极度不满。
在此背景下，和珅上奏乾隆，指出黄枚确实存在贪污行为，并暗示阿桂有包庇嫌疑。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彻底调查黄枚案。经过查证，发现黄枚家中的财产高达十二万两白银，足以证明其贪污的事实。最终，黄枚因贪污证据确凿而在当地被执行死刑。
在处理黄枚案的过程中，和珅和窦光鼐因为举报有功而各自被升一级。然而，对于阿桂而言，虽然他因黄枚案受到牵连，但由于他正在外领军作战，对国家有功，因此并未受到实际的惩罚。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和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手腕和策略，同时也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愈发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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