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柳宗元从监御史里行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这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
柳宗元就任此职，是超资提升。而从他整个历官过程看，正是循着正字校书、畿县尉、御史、拾遗郎官的捷径前进的。做到员外郎，就为直登宰辅开辟了道路。所以他后来说自己是“素卑贱，暴起领事”（《寄许京兆孟容书》），又说“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柳宗元这是少年得志，轻取高位，仕途上有着远大的前程。
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一派的政治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开始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王叔文集团执政后，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强化朝政，收回利权，加强中央王朝的财权和军政大权，改变贞元年间大权旁落、政出多门的局面。二是打击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强藩，包括罢除为皇帝侍弄鹰犬、乱政扰民的“五坊小儿“，停罢“宫市“，从而给长期以来专权干政、权势显赫的宦官以一定打击。三是政治上打击贪暴，进用贤能。四是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下令“天下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等等。
但是，王叔文一派执政的时期，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仅半年。如果按王叔文个人在朝计算，由于他六月即因服母丧去官，实际执政柄仅一百四十六天。
就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中途的四月份李纯已立为皇太子，革新派明显受到牵制，势力已逐渐衰退。所以真正能够推行革新方针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月。
但就在有限的时间内，王叔文一派敢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用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饥苦。在那些攻击他们的历史文献里，也不得不记载他们的许多“善政“。如反对派韩愈在记录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反映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可见革新的声势及其成效。
王叔文集团被时人称之为“二王、刘、柳“，这也可见柳宗元在革新派中的地位。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表明了他在推动当时的革新斗争所起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在顺宗朝，以其杰出的文才，负责诏命章奏的起草。他后来回忆自己“以文字进身“(《上河阳乌尚书启》)，“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上李中丞献所着文启》），可见他在顺宗一朝的诏诰制命等文字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起草诏诰制命，必然牵涉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从他以文字得罪的情况分析，还可知他当时写了不少代表革新派主张的战斗文献。
除了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因为当时李诵重病缠身，王叔文、王伾在宫中实际执政，这就要柳、刘出面担任朝廷内外的大量工作。
柳宗元是早负高名的青年朝官，在社会上富有文名和威望，也确实能起到联络内外、引导舆论的作用。而他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才干，又使他在朝廷的谋议决策中，居于重要地位。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而反对派对他“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同心攻“（《寄许京兆孟容书》），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他在激烈政治搏斗中的表现。
王叔文一派得以执政，是依靠了皇位交替时期而嗣皇李诵又身患重病的特殊时机。虽然他们积聚了一定的势力，但始终处在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包围之中，依靠的又是一个病弱的皇帝，地位是很不稳固的。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又直接触犯了宦官和藩镇。
在朝臣之中，宰相贾耽、郑瑜等始则首鼠两端，继而相次归卧，取不合作态度。特别是神策军权掌握在宦官手里，谋夺军权的失败，已预示了革新事业惨淡的前景。
王叔文等人做为新进的官僚，从一执政就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朝臣中有人公开表示：“吾不能事新贵“。侍御史窦群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连王叔文在户部的僚属孟简等都起来反对他。
四月的立太子问题，王叔文集团更是受到了重大挫折。
由于王叔文集团所依靠的李诵是个重病缠身的人，皇储的选择就决定着他们事业的未来命运。在君主专制的时代里，任何人搞革新都要取得皇帝的支持。
李诵的长子李纯，是王叔文革新事业的反对派。依据柳宗元《六逆论》的观点，择嗣之道不计嫡庶，而要看是否“圣且贤“，这当是王叔文一派的共同看法。因此，王叔文等人预谋排斥李纯，另立太子。这就给革新派种下了祸根。李纯即位后对包括柳子在内的“二王八司马“从严惩处，在皇位问题上的积怨是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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