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后的学术成就看，唯韩愈可与柳宗元相当，所以后人一向以“韩、柳“并称。
青年时代，柳宗元仕途十分畅达，韩愈则仕途坎坷。韩愈曾寄居安邑里马燧家，与亲仁里相邻，所以韩、柳的结识交往很早。
柳宗元做蓝田尉那一年，韩愈从外地调到京城调选官职，次年任四门博士，这是朝廷高等学府“国子监“中的教师。
这两年由于柳宗元并未去蓝田，而是留在京兆府，所以与韩愈同在长安。两年后，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三人曾同时调任监察御史里行。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无话不谈的难忘生活。韩愈是柳宗元的好朋友，与刘禹锡关系也不错，只是韩愈在做监察御史里行的当年年底就受到权臣的排挤，被贬到遥远的广东去做阳山县令。
在以后的十五六年中，柳宗元和韩愈大概只见过一次面，然而友谊始终未断。他们的友谊，是依赖彼此的信任，也依靠经常不断的书信和学术争论，继续发展下去。
崔群和韩愈是同榜进士，他们都比柳宗元早一年登第。他们的主考官是陆贽。同榜所取的二十多名进士，崔群、韩愈、李绛等很快在社会上显现出真才实学。
崔群字敦诗，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他家与柳宗元家同属北方着名士族，来往较多。柳宗元择友一向谨慎，去取不以亲疏，而以志同道合为准。他年轻时所写的《送崔群序》中说：“余与崔君有通家之旧，外党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又称崔群为人既“和“又“正“，而他自己“刚柔不常，造次爽宜“，因此以崔群为榜样。
崔群本人不以文学闻名，但是品德超群，见识卓越。柳宗元在集贤殿书院时，崔群任校书郎。不久，他离开京城到宣州（今安徽宣城）出任判官，一直到柳宗元离开长安，他才回到朝廷做事。在官场上，崔群属于清流，以后官至宰相，有“贤相“之称。崔群和柳宗元始终心心相印。
豳宁节度使张献甫，封郎宁王，是正一品大官。他带重兵镇守在长安西北的重镇豳州（治所在新平，今彬县），担负着抵御吐蕃东进的任务。
在长安城内，这个节度使修建一座豳宁进奏院。所谓进奏院，有点象今日的办事处，是节度使到京城朝拜皇帝、述说工作时歇息的地方。贞元十二年（796年）进奏院建成，张献甫特意邀请柳宗元撰写《豳宁进奏院记》。柳宗元乐于动笔，文章挥手写成，在文末又赫然署上“河东柳宗元为记“字样，毫不示弱。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还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
同一年的秋天，关中大旱，德宗皇帝迷信，要出驾拜神祈雨。京兆尹韩皋因此命县令裴均，修建了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祠堂和太白山祠堂。
祠堂修建完毕，皇帝求雨也已收场。这在当时算是德政，有必要大肆宣扬一番。古人常用的办法，就是刻石勒砷。这两个祠堂的两篇碑文和一篇碑阴文，都出于柳宗元之手。
就碑文内容看，并无精彩可言，然而在当时却是事关皇帝的重头文章。京兆尹韩皋是唐代着名书法家兼画家韩的儿子，他信得过二十四岁的青年柳宗元写这种重头文章，这说明柳宗元的文名，确实已经不小。
古代有在官署墙壁上题记的习俗，一般是记载有关该官署的历史和官员的职能、作用等，称作“壁记“、“堂记“，文章往往具有对官员的工作提供规范的意义。柳宗元在长安做官期间，为朝廷和地方的官署一共写了七八篇这种性质的文章，《豳宁进奏院记》是其中之一。再如《四门助教厅壁记》，作于他二十七岁。“四门助教“是在“国子监“做有关教育辅助工作的学宫，四门助教厅就是他们的官署。
柳宗元《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作于三十三岁时，“诸使兼御史中丞“是指兼有御史中丞这种高官头衔的朝廷使臣，这篇文章就是专为他们的官署所写。这类写在官署墙壁上的文章，内容大都是板板正正，语言简明扼要，所记事实，到后世历史文献价值很大。长安是文人荟萃之地，这类文章要请柳宗元写，就因为在长安文坛上，他已是非同凡响的人物。
贞元末年，唐王朝高层的宫闱之间发生着剧烈的政治变动。
随着德宗李适年事渐高，太子李诵继位在望，朝廷内部潜伏的斗争激化起来。
一方面，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及保守派官僚郑瑜等，依靠李适，继续把持朝政；
另一方面，王叔文为首的一批新进人物则以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王叔文已经和李诵预谋“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王叔文一派人纷纷入朝担任要职，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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