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一位全方位的大战略家，几乎在每一次历史的重大考验关口，他都能作出超乎寻常的战略决策。
他曾经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战略思维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思维能力。
‘朝鲜战争，中国为什么必须出兵参战？’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国际形势极其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从战争中磨砺出来的世界级领袖和将帅比比皆是，具有战争欲望、战争实力、战争经验的列强正虎视眈眈。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多么高明的战略破局！
在法治上，‘张子善、刘青山等七位贪官必须杀！’这是领袖对待贪官的战略性法治思维。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领袖和中央果断地作出了发展原子弹、氢弹、导弹等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以及‘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战略决心。
正是这些关键性的战略决策才奠定和保障了我们现在排名世界第三军事力量的大国地位。
领袖不仅在事业上是一位大战略家，在生活中他同样是一位战略家。
就像他所说的，中国缺我一碗红烧肉吗？缺我好房子住吗？缺我好衣服穿吗？
他的一生都是以无与伦比的强大意志和自律，始终严格约束自己、家人和身边的人，时时处处以人民公仆自居，账目清晰，不占国家和人民一分钱便宜。
因为他想到的是自己带头，避免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染上公权私用，尤其是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
因为骄奢淫逸是廉政廉洁的天敌。
文格是已经被历史证明的重大历史错误。
但是，领袖为什么要在晚年发动这样一场导致中华民族十年灾难的错误运动呢？
我想，他一定是看到或预见到了比这场灾难更加危险或危机的事情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军队的公信力、各个社会团体和机构的公信力，都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高时期。
公信力的最大作用和意义就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高度统一，军人充满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和旺盛的士气，社会团体和机构到处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识和言论行动。
二十三位两弹一星的功勋，有二十一位有着海外留学背景，其中九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国，十二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
新中国如同初升的朝阳，召唤着富有家国情怀的海外赤子，强大的国家公信力对于众多海外学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从1948年到1957年，海外学子归国形成了热潮，仅从美国就回来了1000多人，各国归来的海外学子总数达到了3000多人，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华罗庚、彭恒武等都是那个时期归国专家的代表。
贪腐会极大程度危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公信力的下滑会造成社会性的道德滑坡，道德滑坡则会导致系统性的社会信用缺失，社会信用缺失则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乱象。
人如果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就会彻底顿悟，人生其实活得不过就是一个精气神，所谓的衣食住行不过是人生的基本需要而已。
当基本需要满足后，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精气神才最为需要，而不是一味地在物欲的海洋里不能自拔到老去的那一刻！
一座护国大阵、九座护市大阵和五座护军大阵的信仰之力灌注，能够提升的主要是基础信仰在及格线以上，或者距离及格线不远的人，对于信仰水平在二三十分以下的人，信仰之力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面对如此困局，必须要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决心和胆魄！
第一，抓典型。
第二，抓冒头。
第三，以老虎的勇猛，加上青牛的耐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把造成这些问题的人彻底揪出来。
在确定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这些人定罪量刑或揭露曝光！不让他们有躲在人群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或赌徒思想。
从古到今，儒家以仁为核心，儒家以文臣居多，儒家处事重势，也就是重舆论，常常习惯于口舌之争。
道家以阴阳学为核心，善辩证、强战略、重大局，自古以来，道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比比皆是。
法家是血染的一脉，中国的法家主体上是重杀而不是宽仁！重杀关乎战略，宽仁则往往是妇人之仁。
兵家大多和法家相结合，几乎每一位军事家都十分注重严明的军法和军纪，在军法面前，违反斩之律例的人皆可杀，而且必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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