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在位共五十七年，他是齐国历代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充满了传奇色彩。
八十五年前（鲁成公十六年），鲁国卿士叔孙侨如流亡到齐国。为了在齐国站稳脚跟，他把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儿献给齐灵公，她在数年之后生下公子杵臼。齐灵公去世后，原太子光登上君位，是为后齐庄公。
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与庆封发动政变谋杀了后齐庄公。为了便于控制国政，两人将地位低下、默默无闻的杵臼推上君位。
但是崔氏不久发生内乱，庆封趁火打劫消灭了崔氏，遂成为齐国事实上的独裁者。然而好景不长，“二惠”与陈、鲍四大强家又发动政变，驱逐了庆封。齐景公这才从小儿君过渡为真正的一国之主。
二惠是忠于君主的，也获得了齐景公的信任和重用。两人的后代（栾施和高强）如果保持父辈的行事风格，将有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势力。但是两个恶败家子却不争气，不但骄奢淫逸过了头，而且企图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权力，结果被公室驱逐，不得不流亡国外求食糊口。
从平定二惠之乱到齐景公去世，齐国内部再无纷争，竟然出现了四十余年的和平时期，这在他国看来真是不可想象。
但是难得的和平并没有给齐国带来什么发展——这倒不是因为国外敌对势力进行阻挠破坏，而是因为统治者的奢靡堕落和肆意妄为。
齐国公室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严刑苛法，颁布了很多先君、先大夫想都不敢想象的严苛规定，借以盘剥民利和惩罚不守“规矩”的人。那些年齐国颁布的法律一半是关于增加苛捐杂税的，一半是关于如何惩罚逃避税收行为的。
公室首先剥夺了本应属于民众的众多权利，然后再放一点给民众，同时无耻地宣称正是由于君主格外“开恩”，才使得民众享受到不应享有的恩惠。
公室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来挥霍，少部分用来招募豢养打手、狗腿子。公室发给打手们的薪水并虽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日常开销，但是也不会影响他们穿着名贵的丝绸、佩戴做工精美的利剑——很显然，公室是默许身穿官服的恶棍以公室的名义打劫民众的。
那些无良官员便各显神通、画地为牢，摇身变成统治各片街区的恶霸，干着敲诈勒索打砸抢的无耻勾当。平民一旦反抗，被打死打残也就算了；如果打死打伤那帮恶棍，则要受到严厉惩罚，轻则砍脚，重则被绞死弃市。
因此无法忍受的民众纷纷逃离临淄，流亡外乡。孔子这才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
当时头脑清醒的大臣只有晏子和陈氏，但是两人的理念完全相反：晏子是保守的传统派，竭力维护君主利益；陈氏则是激进的野心家，执着于扩充家族势力，大有取公室而代之的趋势。
在晏子的干预下，齐景公不得已取消了一些严苛的政令。但结果经常是：不久之后，在梁丘据等无耻之徒的怂恿下，新的苛政很快又被制定和公布出来了，而且新政令比已经取消的还要招人痛恨。因此国人说：“拜托君侯不要再取消苛政了，我们还受得了现在的发令。”
陈氏则在临淄展现“忠君爱民、团结同僚”的温和形象。他勤于政务，表面上迎合君主的一切想法，但实际上却在收买人心。陈氏从不为自己树敌，因此齐景公宠信他，国人爱戴他，权贵们也喜欢和他交往。
陈氏在封地内施行了一系列笼络民众的政策。如果有人向陈氏借粮，陈氏就大斗出贷、小斗回收；领地内鱼盐林木的价格与产地相同；陈氏减赋税、轻徭役，甚至在没有经过公室的的同意下擅自召回流亡大夫，分给他们土地。于是民归之如潮水。
但是齐景公不但没有加以提防和采取抑制措施，反而不闻不问、任由其自由发展。
齐景公饲养了大量骏马和猎犬，他的仪仗车队由上百辆轩车组成，随从也高达数百人——这还没包括卫队的人数。他每次出行都要提前数日开始准备，每次都搞得临淄城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齐景公养的马要吃粟米，狗要吃肉，死了也要装入棺材以士级待遇进行安葬。在另一面，民众却经常吃不饱肚子，人们只好逃走或用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谋生。
宫中的生活奢靡腐化，各种开销都是从包括“房顶铺草税”、“房屋上梁税”等税种中征收出来的。有一次，齐景公竟然下令为自己制作一双纯金靴子，他蹬上靴子没走两步便重重摔到在地，结果还磕掉了一颗大牙。
齐景公一生中能够为国人所称道的行为，也就是他扛起反晋大旗、为齐国的复兴而战斗了。
齐国是个神奇的国家。齐国从践土之盟开始成为晋国领导下的华夏联盟的一员，联盟中只有齐国豁免向晋国纳贡。但是仅仅过了三十余年，齐国新君——齐顷公——就开始刻意制造与晋国的摩擦、挑战晋侯的权威（他曾戏弄过晋上卿郤克）。而晋景公却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忍耐，数次否决郤克提出进攻齐国的意见，不愿承担挑起站端的责任。直到齐国把周边国家得罪个遍，而且多国跑来寻求军事帮助时，晋景公才同意出师，于是爆发了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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