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陈伯宗的激励，殿内的诸将此刻于这收取天下的议论，俱都是兴致大涨。
几位宿将一番客气，终究还是现今实权最大的章昭达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来到那地上的舆图之侧，回身同众人略一施礼，便道。
“陛下欲取天下，此中有一桩大幸与一桩大难，不可不查。”
他手持一杆木棍，先在那图上指了陈国的寿阳，又指了周国的襄阳、汉中与西梁所在的江陵。
只听他道。
“古来以南御北，要旨在守寿阳、襄阳、汉中三地。”
“守寿阳所以保淮南，守襄阳所以保荆襄，守汉中所以保巴蜀，自古皆然。”
“今我手中但只淮南之土，巴蜀、荆襄，咸在周人掌中。”
“陛下既欲一匡天下，必先恢复荆襄、巴蜀二地，全有南土，然后北图，此非奇谋，实理在当然。”
“以臣观之，我取荆襄实甚易，而取巴蜀则甚难。”
“现今蜀地蛮夷叛乱、连岁相继，周人至今未得平定。”
“我若用兵荆襄，其巴蜀之兵，出峡口则将粮道阻断，是以必不得来援。”
他又在图上点了襄阳之北的南阳，道。
“南阳有周兵一、二万，我可引齐人为援，使其不敢南顾。”
“周人欲援荆襄，舍巴蜀之外，惟有武关道可通，然过武关道而欲向南援，必经南阳。”
“齐人既与周人相攻，其必不得南下，此一路又不必忧。”
“如此，则我当面之敌，不过江陵、襄阳二城五万之数。”
“我以十万之众先击襄阳三万之敌，周人既欲自救，必遣江陵之军攻我郢州（今武汉），以期断我粮道。”
“郢州坚城，不可猝下。我只从容破襄阳，再移师南向，则江陵之敌，覆手可灭。”
“此为臣所言之大幸。”
章昭达向陈伯宗一礼，又将手中棍棒指向巴蜀之地的巴郡（今重庆），他言道。
“荆襄既取，继之便为取巴蜀。”
“我不得关中、汉中，是以欲取巴蜀，惟有沿大江西上，先克永安，次夺巴郡，而后鼓行西上。”
章昭达手中的棍棒在周国的垫江郡（今合川）以北，盘龙郡（今阆中）以东，巴山以南，永安郡（今奉节）以西，圈出一个大圈。
他继续道。
“然则自永安至垫江，北面之土，俱为蛮夷所据，我欲得蜀地，必重金赂其头人，令其与我亲好。”
“即或如此，而我亦必置兵二、三万于沿途，备其叛乱，断我粮道。“
他环顾众人道。
“诸公或问，攻蜀之兵，何不就地取粮？”
他用木棍在巴郡左右圈了个小圈，又在蜀郡（今成都）左右圈了个小圈，道。
“我察前梁图籍，巴郡左右之民不过二万户。”
“若欲活其百姓而用兵，我之所征，不过能供兵士万人。”
“而蜀郡之敌则不然，西蜀赖都安堰之利，民殷国富，称为天府，左右户口可十万，而其每户余粮亦多。”
“周人若竭力征之，其民可供八万之兵。”
他又圈了圈巴蜀北面的汉中，道。
“周人在巴蜀之兵或五、六万，在汉中之兵则二三万，合之，恰足八万之数。”
“我欲用兵巴蜀，则必备十万之师，去守粮道之兵二万，当须备兵十二万。”
“此即我所谓之大难也。”
他又看向左右众人，继而道。
“诸公可知，由江陵至巴郡，里程几何？”
“水行二千五百里也。”
“我观前代图书，皆言此段大江甚凶险，而我逆水而西，其势更难，大船难行，便用小船，其险急处，往往亦须用民夫登岸而拉之。”
“大略一船载粮四百石，船自江陵至巴郡须二、三十日，返可六七日，费役工约二十余人。”
“以三十日为准，多算役工至三十人，则运粮四百石，须支三十石于民。”
“又多算其折损，则运粮四百石，实至三百三十石。”
“十二万军士半岁所需，即七十二万石，需用船次二千二百，役工六万五千。”
“或虑战况不利，须备一载之粮，既须用船次四千四百，役工十三万。”
“如此，足其粮算，欲取巴蜀，则我须备粮二百万石于江陵，发四万民壮六月长役。”
“四万民壮劳动六月，其农事便废，其岁将减谷物三、四十万石。”
“而巴蜀既下，其民遭受兵戈，其地粮草亦必不足，更须运粮一二岁以促其恢复。”
“是知欲取巴蜀，必积粮三百万石而后可得，而其军需、赏赐、抚恤，亦须备钱帛三、四十亿方得足之。”
言及此处，他目视陈伯宗，躬身言道。
“将帅用兵，可为奇谋，资费只此十一或便足备。”
“然天子用兵，虑在乾坤，当庙算必成，而后施之。”
“此古之圣王所以百战百胜之故也。”
陈伯宗闻言颔首，赞许道。
“章公之谋甚详备，朕知之矣。”
“然则，取巴蜀之后，北地如何可取，章公可为朕言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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