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也不隐瞒，答道：“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
王安石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只当是小孩子的一时热血，毕竟谁没有年轻过呢，到他这个岁数，自然什么都看得淡了。
于是苏过便留在了王安石身边。
生过一场大病后，王安石也不再像前几年那般，带着个老仆，骑着毛驴遍游钟山了，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家中，与几个门客谈些诗文历史。众人见他身边多了个生面孔，不免有些好奇，得知是苏子瞻的儿子，更是诧异。
这种时候苏过倒是不说话的，王安石也不怎么解释，任由众人揣度。
日常里大部分时候，苏过真的就是个书童，负责打扫书房，铺纸研磨，查找书籍，好在王安石本身是个不拘小节的，所以虽然苏过有些不熟悉这些工作，但也没出什么岔子。好处自然是有的，各种藏书可随意查看，也可以旁听王安石与客人畅谈历史兴衰、经文典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发问，王安石也从不藏私。
比如那日王安石与客人聊过庆历新政后，下来苏过私下便请教道：“范文正公新政之败，难道不是因为朋党之说？”
王安石否定道：“范希文首上《百官图》，将党争公开化，才被人以此还击，如何怪得了欧阳永叔的一篇文章。”
说的是范仲淹做《百官升迁次序图》来攻击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不能任贤，党同伐异，反而被吕夷简回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最终仁宗皇帝将范仲淹贬出京城，庆历新政和欧阳修的《朋党论》都是后面的事了。
苏过又道：“庆历诸公以为君子为党于国无害，不知也犯了忌讳。”
王安石摇头不语。
又比如聊起吕惠卿被贬单州一事，众门客都认为他背信弃义，实属活该。
王安石虽也后悔当初错信了他，却也不落井下石，笑而不言。
下来后苏过又道：“吕吉甫虽然奉行新法，但私德有亏，让其他人对新法的印象更坏，使更多人站到了对立面。”
“那你认为谁主持最好？”王安石问道。
苏过先道声狂妄，这才答道：“先生自是最佳，其次章子厚，再次曾子宣，最次吕吉甫、蔡持正。”
虽说名义上只是书童，但脸皮厚一点，叫声先生也不过分吧。
王安石笑道：“传闻子瞻与子厚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你这是帮你父亲的朋友说好话呢。”
苏过解释道：“乌台诗案时，章世伯为父亲仗义执言，可见胸怀。”
王安石点点头，赞同道：“子厚名声虽然不好，但多是捕风捉影之事，实乃干才。”
有了和章惇接触的机会，苏过自然不会错过，忙道：“小子亦素来仰慕章世伯，只是父亲与他虽有私交，但政务上意见差别甚大，后面有机会，还望先生能替我修书一封。”
王安石乐于提拔后进，便答应下来。
这便是苏过厚着脸皮也要留下来的原因了，保守派那边有苏轼和苏辙，天然的就方便亲近，变法派这边只能靠着王安石这棵大树，慢慢地接触那些大佬们，毕竟以苏轼儿子的身份根本不够看的，但如果是王安石的学生自然大不一样。
当下新党骨干中，蔡确为右相，章惇为门下侍郎，曾布因质疑市易法被外放多年，吕惠卿先是阴谋阻拦王安石回朝未果，后坐其弟罪贬出京城。
“别人这么做自然是骑墙，两边下注，自己这么做那就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了。“苏过暗自得意，毕竟这些人的能力品行，他早已知道。
比如蔡京眼下也是新法大将，苏过就不会去抱他大腿，蔡京的兄弟、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也是，但格局太差了点。
不过有一次蔡卞来江宁拜会他的岳父大人，苏过也不忘腆着脸上去求了一幅字，这点事他爹的面子也够使了。
后世来的人，对于名家的墨宝，天然就有一种收藏欲。
在苏过各种刷脸和求教的操作之中，元丰七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一年，苏轼还在等朝廷的回复，希望能不去汝州，就在江南安置；朝廷王珪为首相，唯神宗皇帝之命是从，人称“三旨相公”，取旨领旨得旨之外，毫无作为；章惇为门下侍郎，副相之首，与蔡确继续执行各新法条例；王安石退隐江宁，司马光于洛阳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
这一年，北面的辽是大康十年，道宗耶律洪基在经历了重元之乱，赐死皇后萧观音，软禁太子，去除权臣的一系列操作后，醉心于佛教，虚耗国力；
这一年，西北的夏是大安十年，惠宗李秉常已二十四岁，却依旧是梁太后执掌国政，两年前的永乐城之战，打得宋神宗临朝痛哭，眼下西夏还是一边向宋廷请臣以求岁赐，一边劫掠宋朝边境的熟悉操作。
这一年，西南的大理是建安二年，后世金庸迷所熟知的保定帝段正明在位，大权皆在高氏之手；
也在这一年，我们的主角开始扇动翅膀，希望这个文化璀璨的时代，不要以那么屈辱和荒诞的方式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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