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为九边之一，与其余边镇本无太多异处，只是在前辽东总兵李成梁任上逐步开始地方军阀化，内中一个最显着的标志便是大到总兵、小到守备，人人都开始自养家丁为砥柱。
家丁古已有之，一直以来并不成规模，但嘉靖年间由于北寇南倭祸乱不短，少数家财丰厚且畜养有较多家丁的军官逐渐发现家丁在战斗中的勇悍远超营兵或是旗兵，遂开始有意识地扩充家丁数量。直到嘉靖朝马永因畜养家丁“独雄于诸镇”而升任辽东总兵后，其他军官亦争相相仿，不断增加畜养家丁。
家丁的来源庞杂，多为套丁降夷等精猛之辈，为保持家丁的强度，军官们会优先给家丁配给最好的武备，连例银也是普通兵士的数倍不止。如此一来，本身素质优异又有丰厚供养的家丁所具备的实战能力自非战技低劣、缺饷少粮的普通兵士可比。然而家丁因是军官私募，故而不在大明军籍之列，养费由军官自筹。军官为了维持一定量的家丁，不得不广开财路。虚造兵册领朝廷饷银用于养家丁只能算是常规操作，但凡有点能力手段的军官都会把手伸向兼并军屯田地、垄断边贸市场等方面。这便直接导致了辽东军队军官利用职权之便插手当地政商，权力越大插手的力度就越大，攫取的钱财就越多，就能畜养更多的家丁巩固自身势力，成为一个闭环。
嘉靖中期之后的中级军官大多都能畜养三五百家丁，可家丁的待遇也随着时间推移水涨船高，以至于一名家丁一年粮饷折银需耗四十五两，几乎相当于一个正七品知县的年俸。此外军官用于交际打点也需银钱，只靠吃空饷等手段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军官们又想出了新的法子敛财，比如经常出塞抢劫蒙古、女真部落的钱财、牲畜、马匹等；私自扩大朝廷赏赐养廉田的规模；借钱给家丁然后家丁以战功或战利品抵债的“准折之法”，诸如此类等等。更无良或是没有门路的，则干脆铤而走险，“出边赶马，以图印卖”、“杀良冒功、虚报战功”，总之百计增收。
畜养家丁的风气在万历朝达到鼎盛，仅当时辽东总兵李成梁一人畜养的家丁就达到了三千余。辽东一镇，各级军官的家丁数量便达八千余人，占镇内驻军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家丁的确战力不俗，无论对上蒙古还是女真部落，小规模激战大多能打得有声有色，甚至压过一头。只是一旦出现区域大规模的征战，家丁的数量劣势就会暴露出来，军官带领账面可观的部队作战，却只有十分之一二能有效击敌，其余大部分都是被盘剥到无以复加的士气战技低迷的兵马。强弱两级相去太远，自是无法保持稳定的作战水准，这倒能算作明军通常惯于小规模战斗，大规模集团作战就一塌糊涂的原因之一。
回到吴三桂目前统领的关辽军身上，经过李、祖、吴等顶级家族在辽东的深耕细耘，如今的关辽军中只要有些身份地位的军官大多在辽东开枝散叶，有着自己稳固的产业，或是商铺、或是庄园、或是牧场，各不相同。这是他们稳定收入的来源，也是他们维持自身实力的保障，即便像陈洪范这样远离故土数年的辽东老人，其实在辽东许多地方仍然拥有大量的动产与不动产。
吴三桂的意思表达的很明显了，李自成原先许诺他父子封侯、保留军队，是他期望的，所以他能向大顺倾斜。但顺军随后在北京展开酷烈的追赃助饷行为，则让他不得不退缩再三考虑。按照顺军的抄掠的标准，恐怕吴三桂、吴国贵、郭云龙等等军将都难以逃过拷掠。虽说李自成可能会对吴三桂以及关辽高级军官网开一面，可广大关辽中下级军官难被全被周顾。他固然是关辽军的统帅，但偌大关辽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他要保持自己在军中的绝对领导权，就不可能不顾及整体利益。吴三桂对李自成并不了解，对大顺军也并不信任，当他所代表的集团的核心利益被触碰，他自然而然会产生极大动摇。
陈洪范暗自点头，心道这便是吴三桂会突然与大顺反目的第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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