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一月份，中华大地并非风平浪静。
在没有互联网的当下，舆论的风口多元且多彩，并不是如后世所想象的那样镀着一层过期报纸似的暗黄。
元旦开始施行的分税制改革正如火如荼；作为对八十年代以来想地方政府下方财政权的反思与修正，在朱总理主导下分税制改革全面展开。
作为政府年度一号文件，在分税制改革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坊间和地方上的强烈反响。老百姓们只知道以后交税直接上缴国家用于四化建设，而不是上缴地方了。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中国的行政体系关系即将发生微妙的变化。但不论是斗升小民还是学者专家大致都不会猜到，这个改革将会为中国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一面是集财权而形成的强干弱枝，一面是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日后“中国模式”的雏形，在这个一月已经诞生。
同样是在这个一月。
时年二十五岁，在石磡连开了好几天演唱会的王菲接受了内地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你目前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时，王菲低头一笑，带着二十五岁女青年的害羞与自得，答道：“最大的苦恼啊，应该就是我太红了吧。”
几天之后，春节联欢晚会彩排上。因为现场演唱效果不合格，这个刚刚说自己的苦恼源于太红的歌手，被首年担任春晚导演，对真实舞台效果，甚至连音乐伴奏都改为了现场乐队伴奏的郎坤给刷了下来。在无数歌迷的愤慨中，春晚首度成为了民众愤骂的对象。
嗯，这算是为之后二十来年群众边吃饺子边骂春晚的习俗，开了个好头。
仍然是在这个一月。
京城的房地产数据统计出炉，数据显示；京城近郊一手商品房房价为最低710元每平米，最高为1099元每平米。无数在京城奋斗的外地青年纷纷发出了自己愤怒的声音——这特么得工作多久才能在京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没错，二十年后在京城奋斗的青年依旧这么喊，而且喊的更加撕心裂肺。
电视荧幕上，长度仅仅八集的《过把瘾》在中央台首播。剧中二十七岁的江珊大声喊出了“说你爱我！”，躺在床上的王志文则露出坏笑，以“我恨你”回答。打这儿起，稚嫩的城市新中产已经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爱情已经不再像五十年代那么具有革命意义，不再像六十年代那么具有阶级象征，不再像七八十年代那样羞羞答答。
爱情本身，已经不再是禁区。
还是在这个一月。
沉迷于麻将桌和托福单词两极上，已经不再过分关心政治但理想主义仍未全部消逝的大学生们，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央视联合举办的一场现场直播晚会中震撼了中国。在这场晚会上，代表北外登台的年仅20岁的何炅自导自演了一个叫《渗透》的小品。这个小品，成为了他进入央视大门的金钥匙。在之后的几个月，何炅除了给《综艺大观》写小品剧本之外，成了金龟子姐姐的好搭档……大拇哥、
这个晚会上另一个二十岁青年王阳，捧着个吉他唱了首《同桌的你》。这个后来叫老狼的男孩，绝对不会想到；在94年，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将会超过93年民谣类情歌的巅峰之作——李春波的《小芳》。在每一年的毕业季，都会成为KTV包房里边儿点唱王者。
整个一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几乎都在津津乐道着这些事情。
但是，正如王小波在3年之后出版的《青铜时代》最后一页上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祖国的东北，在保健品市场领域。一场行业内龙头和一个新丁的隔空对骂，却正上演的如火如荼！
看着手中辽宁商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李宪笑的灿烂。
卢静在《北方青年》第一期社会板块上刊登，随后被龙江日报转载的那篇标题是《地区现象垄断的背后，个人利益的角逐——解密飞龙公司内部斗争》的文章发表之后，沈洋那头迅速的做出了回击。
商报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连续恶意中伤，做企业勿下三滥！》
矛头指向谁，自然不言而喻。
在文章中，那个名叫董林的记者，怒斥新北集团在明明已经吃了官司的情况下破罐子破摔，继续以不存在的事实对飞龙公司的名誉权加以侵犯。
“啧、好文笔啊！”放下报纸，李宪由衷的夸奖道：“情绪层层递进，论述条理清晰，论据安排有力。义正言辞，铮铮铁骨……这样的文章润笔费得多少钱？”
薛灵放下手中另一份怒喷新北集团的报纸，将李宪手中的商报接了过来，大只扫了一眼：“三百红包，不能再多了。”
“值！”
李宪哈哈一笑，从办公桌后面起了身。
看了看面前的徐茂和和薛灵，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行了，玩也玩够了，闹也闹的差不多了，扯皮扯了三四天，我看飞龙那头这两天有点儿想要过年，没了跟咱们打嘴仗的兴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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