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安远侯府曾下达给卫所和军户的粮食、丝绸专收令，结果卫所和军户没有意见，反而遭到了这几个府的士绅们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不说粮商少了赚钱的渠道，到说是军队与民争利，这样下去会导致老百姓吃不上粮食！
浙江明军在金华和衢州占地不少，分出去的军功田数量巨大，这是实话，但是若说与本地的民田，尤其是士绅富户所拥有的田土相比这两万大军其实也没多出去多少。而且这些年陈文分出去的田土，大多还是最近几年因清军的屠戮和残虐而被迫荒弃掉的，始终在耕种的没有占据太大的比例。反倒是浙江明军军纪严明，于百姓几无骚扰，吏治也在持续转好，回来复耕以及官府开荒的民田也在有所增加。
这些士大夫所说的，根据孙钰的调查，粮食出产总量不变倒也确实是会影响到粮价，不过出现影响的原因绝大部分应该还是在于粮商的囤积居奇，而不是民间的粮食真的会缺少到吃不上饭的程度。
粮商与士绅本就是一体的，那些士绅即便自家不经营粮食贸易，他们手中也有大量的粮食出产，与粮商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何况，如今的士绅大多有在优免田上雇佣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所需的粮食只能购买，粮价可能上涨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天下何处不是这样，尤其是江浙。此番收复了台、温，有海贸和盐专卖支撑，应该不会再像从前那么捉襟见肘了。军户的事情，我会与那些多嘴的士绅去说的，侯府的军令下令对象是卫所，按照皇明祖制，卫所出产是五军都督府所有，由不得他们说三道四。若是敢囤积居奇的，上一次在衢州的办法我也不介意再做一次。”
孙钰所说的办法就是强行用行政手段平抑粮价，由杀字开头，强迫粮商平价售粮。这是古代官吏惯用的手段，但是敢用的却不多，因为更多的官吏早已和粮商沆瀣一气，反正吃亏的也不是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而已，他们还能从中获利，何乐而不为呢。
只不过，即便有了孙钰的保证，陈文的气愤一时间却还是难以消除。士绅干扰卫所事务是一回事，更多的还是为他麾下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感到不值。
按照万历的《优免新例》规定，一个生员免税八十亩，一个举人免税一千两百亩，一个进士免税三千三百五十亩，而那些致世回乡的官员就更多了。可是这几年下来，他麾下重将李瑞鑫、尹钺、吴登科等人也不过才分到了千余亩的田土，连这些最高级的军官都不过是与一个举人相差仿佛，其他军官和士卒就更别提了。
这些年，历次军功，陈文分出去的田土都很丰厚，这是那些将士们应得的。可是跟那些有功名的读书人比起来，一个以前做过官或是没有出仕的遗民，打死也不肯出仕为明廷效力，结果每年却还能享受到优待，而且还是天经地义的，那他麾下将士所付出的那些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岂不是太廉价了！
陈文很清楚的记得，他以前在一本当时很有名的历史小说中看到过作者提及的一个南明时代抗清的小故事：
永历元年，永历天子被清军追杀，岭南三忠之一的民族英雄张家玉于是便在家乡起兵反清，以为勤王。当时军中乏粮，便向同乡的前刑部尚书、当地的巨富李觉斯借钱筹饷，反遭李觉斯的断然拒绝。为此，张家玉在李觉斯庭前等候三天，晓以大义，声泪俱下，李觉斯竟不为所动。到了最后张家玉的部下都受不了李觉斯的嘴脸了，干脆直接抄了李家以充军资。
张家玉势大时，李觉斯不敢有所动，等到清军前来镇压，李觉斯立刻跑去向清军献计，并带着清军挖了张家玉的祖坟，毁了张家的家庙，更是残杀了张家玉宗族千余人。
这位李觉斯，后世与袁崇焕并称为东莞双贤，其修建的隐贤山庄占地一千八百亩，内部布局优美雅致，浑然而成，当时乃是耗费巨资修建而成的。可也就是这位贤臣，享受数十载明廷的优待，待到天子蒙难、汉家衣冠不保，没有像同乡的张家玉那般起兵反清也就罢了，竟然连筹借些钱粮都不肯。
这事情，张家玉的部下在军纪上的问题也洗不干净，但是为了一些钱粮就去借蛮夷之手挖了人家的祖坟，几乎灭绝了东莞张氏一族，李觉斯其人，其卑鄙无耻更是令人发指。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福建、浙江、湖广、江西、南直隶以及北方，陈文在书中，在论坛上很是看到过不少。最初他还只是不耻于这些人渣的所作所为，可等他看过了崇祯朝首辅大臣温体仁的族孙、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的好友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的记述，登时便豁然开朗了来。
“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
既然都已经视抗清义士为怪物，三观上差距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不肯借钱也就没什么不正常的了。只可惜，皇明养士两百七十六载，优待之则屡屡提升，可最后养出来的却不只是蛀虫，就是废物，大多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更有这等“贤良”层出不穷，想来实在可笑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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