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娘看到我的头上，有一道划破的痕迹，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有什么，出门不小心，碰了一点点。”说着，向娘笑了笑。
娘在我的头上摸了摸，还是不放心：“怎么会这样？”
我推开娘的手：“就是碰了一点点。没有事的。”
细心的娘，抱着我的头，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找来紫药水抹了抹。
可是想起自己是这样摔倒在厕所里，也担心自己得了什么大病。我的心里有些恐惧，便去问三哥刘宪昌。
这个时候三哥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可能是爷爷、奶奶都在的时候吧，三哥是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的。我的爷爷刘殿元，养了五个儿子，我的大伯刘书岐，二伯刘书全，三伯刘书坤，四伯早就夭折了，我的爸爸是老五。三哥刘宪昌是二伯刘书全的儿子。我不知道，那么大的一家人，是什么时候，不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也不知道，爷爷奶奶什么时候不在的。但我知道，三哥对我的爸爸娘，就像对自己的爸爸娘一样好。
三哥长着一头黑黑的短发，铁黑的脸，像我的二哥一样瘦小。可是三哥太要强了。三哥在生产队上，当过副队长。因为是副队长，他要经常领着人们，到地里去干活。一大群人，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满地的庄稼人，穿着背心的，光着膀子的，弯腰弓背，耪着黑硬的土地。那个握着锄把，锄头深深地扎进土里，一脸汗水，肩膀晒得最黑的，走在最头里的，就是三哥。一大群人在一块地里割麦，三哥的腰不太好，弯着腰割的时间久了，就会腰疼。腰疼得厉害了，他就跪在地上割。就是跪着割，爬着割，三哥也是干在大家的最头里。有时候，干了一天的活，三哥回到家，累得像个死狗一样躺在炕上，直哼哼。但在众人面前，三哥从来都是一只虎。三哥喝酒也和别人不一样，在家一滴酒不沾，和朋友喝，总是大碗喝下。他酒量不行，一喝就多。喝多了，到外面吐，吐完了，回来再接着喝。改革开放刚开始，三哥就养过蜜蜂。北房的墙下常摆着一个个蜂箱，花开的季节，那些蜂满院子，满房顶上飞。三哥常带着面网，站在院子里，或爬到房顶上，伺候这些蜂。这时候的他，就像个蜂王，蜂们嗡嗡地叫着，唱着歌，围着他飞，亲切地趴在他的身上。三哥管他的蜂叫祖宗，我在三哥的院子里，常听到三哥亲密地和蜂们说话：我的祖宗啊，给我酿了这么多的蜜哇！三哥也种过大棚菜，他蹲在大棚里，不停地劳作，吃饭的时候，也常常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给菜施肥浇水。他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喝过热水，渴了，他会趴在菜畦子里，头钻进菜叶的下边，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平时，不论春夏秋冬，三哥喝水，都是在院子屋门前的大水缸里，舀上半瓢凉水，一直脖喝下去。他收获的蜂蜜和大棚菜，常常给我爸爸娘送一些。
三哥初中都没有上过，竟然能看懂医书。三哥学医，是从照顾大伯开始的。那年，我大伯刘书岐得了严重的肝病。三哥是过继给大伯的，按着农村的风俗，三哥应该给大伯养老送终。三哥就一个人去沈阳，接大伯回家。去火车站的路上，为了省下几个钱，他没有坐车，背着大伯，一步步走到火车站。他弯着腰，在城市的大街上，走了几十里路。三哥个子不高，身子精瘦，背着病重的大伯，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那些城市人，不了解农民，不知道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叫三哥这个乡下老，勾出了那么多的眼泪。回到家里，三哥守着大伯，精心伺候。大伯的肝病很受罪，有时候疼得一天天不停地叫。他想尽量减轻大伯的痛苦，就买来一本本的医学书。一边观察大伯的病情，一边看书。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喜欢上了医学。大伯去世以后，他还是经常看医书。后来三哥就到公社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他更加努力地学医。很快就成了我们这个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赤脚医生了。这个时候，村子里人有病，一般都不出村子，都找三哥。半夜里，常常有人去敲三哥的门。听到有人敲门，他从炕上爬起来，提起药箱就走。
现在，我把这事告诉三哥。
三哥说：“这是休克。”
我说：“这个没有事吧。”
三哥给我号了号脉说：“没有事。不必这么害怕。这不是什么大病，是劳累过度所致，只要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也不用打针，不用吃药。”
我的心立即敞亮起来。好！这样就好！我在心里这样叫了一声。我死了一个死，还算不上什么大病。真应该庆贺一翻。怎么庆贺啊？
我想：应该找一个最好的饭店坐下来，要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好好吃一顿，好好喝一顿。
可是摸了摸自己的兜，兜里空空的，没有一分钱。
庆贺？庆贺个狗蛋啊，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这一天，我只是例外地在马路上走了走，晚上足足睡了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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