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海问题，明朝没有清朝那么变态，政策执行上属于是针对性内迁，老朱的实际行动是洪武十九年废昌国县，洪武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居民和其他四十六个岛屿的居民徙迁内陆，以此执行海禁，对抗倭寇和退到海外岛屿的反明势力残部。
本来，老朱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就像他的其他很多政策一样，最后的结果，都是事与愿违.
事实上，迁海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沿海百姓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所以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严重地激化了矛盾，这是因为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说白了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你老朱堵了沿海地区百姓的正常谋生之路，那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没有人起来反抗才有鬼了。
对于老朱的迁海政策，百姓的反抗方式有两种。
第一，润。
润，很简单，那就是开船带着全家往南洋各国跑，甭管是安南、占城、吕宋，还是爪哇能跑到哪算哪，这也是海贼王陈祖义能发家的原因，旧港那十好几万的汉人哪来的？所谓“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动辄以万计”，便是如此了。
第二嘛，就是抢。
这个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明末的顾炎武先生说的很清楚了，“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而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姜星火说道：“迁海问题暂时先搁置，先把海禁解除掉，海禁是大问题，迁海是小问题。”
金幼孜点点头，是小问题，但是个麻烦的“小问题”。
“在迁海问题上，还要考虑之前洪武朝废弃的行政区，是要重新迁回原址，还是维持现状？”
“是这个道理，一时半会是定夺不下来的。”
姜星火苦笑道：“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并非一厢情愿地就觉得，迁回去就是好的.洪武朝迁了一大堆县镇，都弄回去，房屋怎么弄？这么多年大部分可能都住不了了。”
“除了房屋，麻烦事还有一大堆，现住址的田土怎么处理？不在这里住，那肯定就无法继续拥有了；迁回去如何供给资源？这些可都是在海岛上，短时间又无法自给自足，人口数量多了，要无偿养一两年，对地方官府是个极大的负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了，不迁也可以，不迁就这么麻烦都没了，但百姓里，肯定也是有思念故乡，打算重新以海为业的，而且定然为数不少。”
金幼孜也补充道：“除此以外，离开大明的百姓，要不要重新接纳、户籍怎么处理，这都是事情，因为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一旦放弃迁海政策并且接纳回国的人，这些人里面，肯定是有手上沾血的，而且极难辨别，这些人都是不稳定因素。”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先在法律层面上开海禁，迁海的事情，慢慢来。”
这些所谓的小问题都要考虑周全，而不是光修改一个法律就完事，而眼下，也确实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沿海百姓的回迁问题，以及出国百姓的回归问题，跟海禁这个大原则比起来，其实都不是个事。
只要解决海禁在法律层面上的困扰，把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关税收上来，那么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
金幼孜说道：“跟迁海比起来，市舶司的问题反而简单一些。”
市舶司，是宋、元、明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衙门，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只不过职责还要更多一些，在南宋和元朝，市舶司达到了巅峰时期。
姜星火想要重新搞海上贸易，收关税，市舶司是必须重建的。
在宋朝，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出海许可：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以及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即出海许可证。
海上检查：派人上船抽查，防止夹带兵器、钱财、女人、逃亡军人等。
抽取关税：对回港船舶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京城，而抽税后的货物市舶司会发给公凭，允许运销往他处。
南宋时期，市舶司的关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5%，而元朝时期比例还要更高一些，一度达到了20%以上，被称为“军国所资”，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蒙古人更会经营，而是因为蒙古四大汗国基本统治了整个亚洲，从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到东亚的元朝，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商队才能往来不绝。
而老朱在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下令撤销历史悠久，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二十三年老朱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老朱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甚至老朱到了临死之前的洪武三十年，都不忘再次发布命令，禁止百姓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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