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着名穆斯林编年史作家穆斯塔法·奈玛（Mustafa Naima）通过历史考察古代萨珊王朝与塞尔柱王朝的兴衰继绝，辅以奥斯曼统治者的暗中授意，将统治的艺术总结概括为“相互授予的公平循环”。
他以肯定的口吻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君主的统治总结为一条简单的单论证逻辑链：没有军队就没有君主的统治和国家，维持军队需要财富，财富需要君主从臣民手中获取，臣民需要公平的社会环境才能创造财富，而没有统治和国家，公平便无从谈起。
穆斯塔法·奈玛将君主，军队、人民、公平与财富这几种社会核心加以整合，得出了五者相互依存，彼此循环，一环扣一环的逻辑链条，称之为“公平循环论”（Cycle of Equity），成为奥斯曼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统治艺术，被后世史学家赞扬为“东方君主论”。
在现代，“公平循环论”常常被批评为“为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寻找合法性依据”，在合理性以及对人性的剖析上不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透彻，譬如“统治阶级提供公平”这一毫无根据的论证被进步学者严厉批判，证明这一链条从根本上便不可靠，“充斥恶臭的专制主义气息”。
但在其广为流传的时代，“公平循环论”确确实实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实践指导作用，起到的实践意义超越任何一部伊斯兰教法。
就像儒教在东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暴虐一般，“公平循环论”在奥斯曼同样起到了限制狂信者的作用。
奥斯曼统治者受到“统治阶级有义务提供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潮影响，在十五世纪明显减轻了国内的宗教迫害与阶级压迫，营造起相对自由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借助陆上丝绸之路的便利，奥斯曼商人得以成为地中海唯一可以与威尼斯商人打擂台的对手。
历代苏丹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立起高效的行政体系，将宫廷机构拆分为细致的“建设部”、“粮食部”、“铸币部”、“商业部”，以及横跨所有这些部门之上的“财政部”。
在外廷，苏丹延续了传统穆斯林国家的大维齐尔（宰相）与谢赫斯拉姆（大牧首），建立了人数与部门众多的枢密院，这些人协助苏丹治理国政，提笔可作文、上马能作战，维持着一个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同时也是各地行省总督与军队帕夏的人才储蓄基地，现任帕夏赛义德与现任大维齐尔坎达利都是枢密院出身。
除上述机构外，帝国还设立了国务院和军务处。前者肩负立法与行政的双重职能，由大维齐尔亲自管理，堪称奥斯曼版本的“宋朝宰相府”。后者由帕夏管理，统辖直属苏丹本人的“卡皮库鲁”（直辖军团），其中就包括耶尼切里禁卫军。
可以说，十五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官僚体系之一与开明的社会风气。
要知道，十四世纪，穆斯林大批大批地绑架基督教徒的孩子，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把他们编入“耶尼切里军团”，强迫其冲锋陷阵。苏丹强奸耶尼切里的孩子的传闻屡见不鲜，奥斯曼彼时还是暴虐的代名词。
这一切的进步都离不开“公平循环论”的督促作用，无外乎后人称其为东方君主论。
罗贝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复杂的宫廷机构。
整个奥地利的行政班子不到千人，根本没法细划到各个部门，只能粗略分为上面的“决策层”与下面的“实施层”。
他传达的命令总要通过各种人的转述才能落实下去，还有许多政策至今无法落实，很多时候明明已经发觉事态的紧急变化，譬如“自由邦计划”在维也纳的水土不服，政策与行政却总是在打架，导致好主意也成了坏主意。
而这甚至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最好的行政班底。
命令士兵放走被巡逻队抓回来的奥斯曼官员后，罗贝尔忽然长叹一声，全程沉默地返回了围城大营。
他来之前无法想象对手的强大，不明白底蕴深厚的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节节败退，直至退无可退，现在他明白了。
一直到天黑，他都没有同将军们说话，只是一个人喝着闷酒，遥远天边的繁星怔怔发呆。
第二天清晨，朱利奥看见眼袋深重、双眼无神的罗贝尔时吓了一跳：“卧槽！老大你要结婚了？！”
罗贝尔有气无力地道：“何出、此言……”
“还用问吗？你现在就跟刚交了公粮一样！是谁家的女儿这么有福气？伊莎贝尔？还是天河？他俩都没跟来啊，总不能是加布里埃拉吧，太平了。”
“约拿……”
朱利奥大惊：“啥？！约拿不是刚和那个摩拉维亚女孩订婚吗？啥时候都有女儿啦？”
“闭嘴，我说，让人把这些信送给约拿……”
罗贝尔靠在朱利奥身上，把一沓厚厚的信拍在他胸口。
“告诉他，奥地利的宫廷机构，只要陛下不反对，照他的意思尽管改，不懂的地方可以学奥斯曼人，这里有我收集的资料。我、我要回去睡一觉，头好痛，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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