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气氛僵得就像肯辛顿宫花园里的石雕，谁都没有先动。
维多利亚的目光悄悄从信封扫到母亲，又扫到康罗伊，最后定定望着亚瑟。
而亚瑟，则始终站在她与康罗伊之间。
康罗伊的嘴角抽了抽，那张原本端正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
他低下头，仿佛是在强行克制，片刻后，方才再次开口：“亚瑟爵士，现在是公主殿下的上课时间。”
康罗伊控制着语气，尽量维持在礼貌的边缘：“殿下此时正在接受教学，就算要递送国王陛下的信件，是不是应该等到殿下课程结束，再由公爵夫人，或者我，来陪同处理更妥当？”
他说话时，一只手已经缓缓向信伸去，试图以保管之名将其拿走。
但亚瑟却不退反进，反手将那封信收入口袋，动作快得像是当年在街头巡逻时，制服街头窃贼那样干净利落。
“我恐怕不能接受这项提议，约翰爵士。”
亚瑟语气冷淡，字字锱铢：“这封信已由国王陛下指派勋爵阁下与我共同交付，封口完好，收件人署明，必须要由维多利亚公主殿下亲启。陛下的原意，恐怕并未留下转交第三者的余地。”
康罗伊怒极反笑，他退了半步，但脸上的礼貌正在逐寸剥离。
“亚瑟爵士近来的言辞，果然是越来越犀利了。”康罗伊的语调抑制不住的向上提了半度：“不过是递送一封信而已，您倒像是替陛下带来了枢密院令似的。您当年在苏格兰场、在外交部的时候，也是这样小题大做吗？”
岂料亚瑟不止没有反击，反倒是点头认下了：“您说得不错，我习惯了让人当面签收。如果当年在伦敦塔，在彼得堡的时候，我在行事之前，少发挥些主观能动性，也不至于受那么大的罪了。我虽然称不上是个智者，但还不至于蠢到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智慧。”
康罗伊当然听得出亚瑟是在讽刺他，他怒不可遏的开口道：“亚瑟爵士，您现在是在肯辛顿宫，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身份？还是说，自从某些伯爵小姐在婚宴上当众敬了您一杯酒，您便以为自己已经跻身王室圈子，能来评断肯辛顿宫的家务事了？”
康罗伊这话一出口，屋内的几个人顿时变了脸色。
在贵族圈子里，虽然吵架斗嘴也是常有的事，但无论是议会辩论、宫廷社交，乃至于内阁会议，贵族的言语风格总是强调不动声色的讽刺。即便要吵架，也要以姿态胜出。
贵族可以愤怒，但不可
以失态。可以冷言交锋，但不可以失礼骂战。可以摔杯退场，但绝不可以拍桌叫骂。
哪怕是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这样的危机中，几位老贵族在上院愤怒的驳斥改革派时，他们的表达仍然遵循修辞结构，通过引述历史、援引典故、冷嘲热讽的攻击对手，而不是赤裸裸的吵架。
而康罗伊的爆发恰恰是他不被上流圈真正接纳的一种暴露。
因为康罗伊虽然有爵士头衔，但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而是一个通过靠近王储母亲，仰赖“肯辛顿体系”生存的半贵族、半官僚的野心家。
他无法依靠血统、世袭、庄园等传统资源，只能靠操控威权与母女之间的依赖关系来维护权力。
正因如此，他在那些真正的贵族面前始终有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所以经常格外强势的表演他在肯辛顿宫的控制权。
而当他面对亚瑟·黑斯廷斯爵士，面对这样一个真正出身底层，却又靠着自己的手腕深受两党和王室信任的人时，就会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不过是个保姆总管”的事实被戳穿。
但很显然的是，他这次弄错了发火的对象。
因为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同样不属于传统贵族，虽然黑斯廷斯家族已经与这位警察委员会的秘书长认了亲，但归根结底，亚瑟是一个新型贵族，甚至是非典型贵族。
他既不是世袭贵胄，也不是温吞的学者，更不是那种在牌桌上靠手气暴富、随后用镀金茶具和猎狐外套拼命模仿贵族生活的投机之徒，或者是那些中产出身的律师、银行家、出版商，把爵位和头衔当作生意延伸的商业暴发户。
他的身上没有抄近道式的得意，也没有傍权贵式的卑微。
他从来没有开口炫耀自己做过什么，只是时间和人脉在替他说话。
伦敦大学知道他是三年学业金奖，是迄今为止本校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校友。
皇家大伦敦警察厅知道他是1829年就进入苏格兰场服役，是在杀人盗尸案、海上贩奴案等一系列案件中证明了自己的老行伍。
白厅知道他是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是能识文稿、懂得操弄舆论的舰队街大鳄。
国王和两党知道他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浪潮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国家栋梁，是在拉姆斯盖特扶大厦之将倾的关键人物。
不像那些第九代侯爵、第十三代子爵，可以用一串世袭爵号让人听得昏昏欲睡，亚瑟的姓氏后面没有一长串的祖先。他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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