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安装一台程控电话，要花很多钱，话费也很高。
在我们工程处，家里有公用程控电话的，没几家，我是其中之一；一般领导干部家安装的都是铁路内部电话。
有一天，纪委书记心血来潮，查了所有家里有公用程控电话的话费，结果我家的最少，而且少得很多。
我的廉政事迹，就又多了一条。
最后的结果是，纪委发了个专题简报:《廉政典型——李玉秀的先进事迹》
“你和香港李老板说像你这样廉洁的干部，内地不少于百分之八十，有根据吗？”石云问。
“随口说的，能有什么根据？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说人的时候，常说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也就是说，一百个人中最多有五个坏人。老人家讲工作的成级和不足的时候，成级总是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问题总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
“我和香港李老板没敢说百分之九十五，也没敢说是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怕人家香港老板说我说瞎说。我就放着胆子说了百分之八十。”我说。
“闹了半天，你这是放着胆子说的，你还觉得你说少了？你现在对任何人说：廉洁的干部，内地不少于百分之八十，你看谁信？”石云憋不住笑。
“我在商丘的时候，公司盖了新办公大楼。想把家具也换一换，买一些铁皮办公柜。有两个人到我办公室推销。我去商场看过，觉得他们的价格挺低，就买了十几套。货到付款后，他们又到我办公室，给了我几百元钱，说是回扣。
“我坚决不要，他们说这是厂家给的，是我应当享受的。买东西拿回扣天经地义，没有任何问题，支出来就退不回去了，让我一定收下。我说，他们在外边搞推销也不容易，他们就自己留下吧。他们见我死活不要，就说了，在商丘搞了这么多年的推销，我是第一个。他们是洛阳的一个厂。我从此知道了，为什么一说采购，大家都争着去，原来有回扣跟着。
“但是，即使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我还是认为是多数的。要说是绝大多数，我不敢说。
“我在位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外地驻沪企业，新区区委专设一个内联办公室管我们。常和他们打交到，觉得那些人真好。工作尽职尽责，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从主任到底下干事，一进他们的办公室，就像到家一样，他们个个都像亲人。
“企业有个习惯，到年节要打点各路神仙。我就和行政办公室要了一些购物卡，一张卡一千元，给他们送了过去。我交给了主任，告诉她自己留两张，其余人每人一张。她坚决不要。我说真不是送礼，企业有这个习惯。她还是不要，我就硬留下走了。后来她告诉我，见我是实心实意，她不好送到纪委去。他们就自己兑换成现金，捐给了贫困山区。从此，我就没给他们送过任何东西。
“上海的各级干部，我感到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否则，上海的各方面工作，不会搞得这样好。还有苏州的干部，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几年，苏州的各方面工作，搞的多好啊？但往北走，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感觉特别不好。
“有一次在火车的卧铺上，我遇到了一个从中石油刚退下来的大官。卧铺间里，几个人正在哪骂当官的，说wuguanbutan。这年头骂当官，成了很时髦的事。当然，这边刚骂完当官的，不妨碍那边遇到管他的官，他会变得怎样的趋炎附势。
“人家骂当官的，咱只能听着，谁让我们那么多的干部那么不争气呢？反正人家不知道我是个当官的，反正人家不是在骂我。但是，有一件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个从中石油刚退下来的大官，也跟着一起骂当官的，骂得还比别人都凶。他是下铺，我是中铺，我本来一直在中铺躺着。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从中铺下来，让正骂当官的人先停一停。他们不知怎么回事，就停下了。
“我问从中石油刚退下来的大官：‘领导：我可以问您个问题吗？’已经下台了，还被叫领导他当然很受用。而且，我们相互介绍过，我的职务也不低，还在位置上。被这样的人尊称为领导，可能要更舒服些。
“他说，随便问，他知无不言。于是我问他：‘领导：恕我直言，您在位时贪腐吗？’他马上回答，他从不搞那一套。我接着问他：‘那您为什么刚下来，就和大家一起骂我们这些在位的wuguanbutan？我告诉您，我虽然没您官大，但也做了一辈子的共产党的干部，我没贪过一分钱。您们退了，享受着那么好的待遇，您知道这些待遇是哪来的吗？是我们这些还在干工作的人干出来的。我们这些在岗的人，或许没什么功劳，没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但我们在努力的工作，我们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这几个兄弟骂我们当官的，骂我们wuguanbutan，我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贪官，抓出了那么多的贪官。鲁迅说，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贪官，抓出了那么多的贪官，能不让老百姓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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