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冬季来临，天气逐渐寒冷了，毕竟谁家也不愿意把他带回去收留。所以，就有居民给社区干部打了举报电话，其实还是在关心和爱护达普。
社区当然也没有地方收留他，于是就报告了街道的民政科，民政科的干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与社区的民警和干部协调好，依照规定履行了相关的程序后，这才送到了我们这里收治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在达普流浪的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社区根据居民反映，也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想方设法的为达普寻找着家人。民警和社区的干部叫他过来，他也老老实实地跟着来，但是问什么都不会回答，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和他进行交流对话，他摇头表示什么也听不懂，好像他只会傻笑。
社区本来还想通过报社和电台，刊发寻人启事和专访节目等方法，帮助他找到家人，希望有人来认领他。可是，记者同志一听是一个流浪汉，就以没有时间拒绝了（其实没有钱的事儿，只要不是重特大的新闻线索，哪个记者也不会吃饱了撑着来为他服务）。
小区的居民也是好心，为了防止冬季寒冷对达普造成伤害，想着给他找个过冬的地方。民政科本来准备送到市儿童福利院的，但是，达普的年龄确实有点偏大了，害怕对那里的孩子有可能造成的伤害，所以就不合适，而市养老福利院也不敢收，最后还是送到我们医院比较合适了。
在路老师主持的新入病人会诊时，大家还是认为达普有明显的精神症状表现，既然暂时问不出什么结果，那就先住着，治疗和康复一段时间后再说吧。
很多收容来的病人经过了半年、一年，甚至几年、十几年后，能突然清醒地说出来自己的家庭住址，或者亲属的名字和电话等情况，这在我们医院原来也是有过的。路老师当时就说，这个病人没有攻击性，也是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正常表现，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存在攻击他人的危险，按照概率的理论，“武疯子”和“文疯子”在精神病人中大概都是对半开。在群众的眼里，精神病人是疯狂表现的样子，我们作为精神科的医生，当然不能人云亦云。
对所有公费收养的流浪乞讨人员，其中疑似精神病人的人，基本上都是由我们收治的，这是我们的职责。而且，政府也有专项经费来供养他们，这些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等，都是由政府全额来承担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收养和治疗各区县送来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患者。
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无限关怀下，我国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了必要的救助，在救助站里有专门的人员，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饿了有吃的、冷了有穿的、渴了有水喝。如果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或者渠道了解了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具体家庭住址等，还会给他们购买车票进行遣送。
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千千万万的先辈们浴血奋战，打跑了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列强的走狗们，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打下的社会主义的江山。我上学的时候就学到了这些理论知识，工作后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是一句空话，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在我工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既不愁吃的、也不愁穿的，还有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非常热情周到的服务。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能够清醒的说出自己的家乡地址，或者能得到他们亲人的联系方式的，我们都会及时的与他们的家人取得联系，然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送他们回家。
每次我看到那些流浪乞讨者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病情痊愈，与家人一起对我们千恩万谢的离开时，我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为他人做好事，正如那句话所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在为患者服务、为社会上最可怜的人服务的理念，那是真的深入人心的，是竭尽全力的和真心付出的。
没有我们这样的福利机构，将会有更多的流浪乞讨人员无家可归，在炎热中苦苦的生存、在寒风和大雪中瑟瑟的发抖、在狂风暴雨中无可以藏身之处。没有在我们这里为社会上最可怜的人服务过的人，是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份党和政府交给的工作的伟大的。所以，我们竭尽所能和孜孜以求的在实现着我们的理想——为患者服务！
我根据社区干部和民警的情况介绍，已经基本上了解和掌握了达普在社会上流浪期间的一些基本情况，又根据阿曼古丽护士长的建议，给他起了个“达普”的名字。他的年龄按照门诊接诊医生的推测为21岁，我估计这个年龄，也是门诊部的那个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白主任瞎编的。但是也应该差不多，达普的样子很像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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