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易时移，优劣之势，早就转换。
李世民以前善打后勤战，也擅打持久战，他的狠和忍，那是他的长处和强项。
有了强大的后勤，他也才能发挥出他的稳和准的特点。
但现在这些曾经的战略优势，反倒变成了高句丽的优点，以此而言之，战斗还未开始，结局就已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重要的一点是，相比于隋朝，李世民对于高丽的了解，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而不了解对手，甚至轻视对手，都是致命的。
直到唐朝和高丽打打停停，加上朝鲜半岛战火纷飞，高句丽内乱丛生，残酷相斗之后，唐朝才真正找到了攻击和灭亡高句丽的正确方式。
但那已过去一二十年了。
李世民考虑到在高句丽，确切点说是辽东地区，非常困难的行军条件，李世民准备速战速决。
他心中早就有了决议，如果时候一到，不管胜负，都必须回马班师。
李世民曾经指着自己身上穿的御袍，对太子李治说：“待见汝，乃易此袍耳。”
这并非是李世民托大，而是辽东的气候和环境所限，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就会陷入极寒的天气，还有后继无粮的绝望境地。
如果不能速胜，就必然会陷入无法避免的失败，这已成为当时进攻高句丽的共识。
但这种思想，即使能取胜，也必然会很快丧失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这种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足以带来全局的成功。
李世民将要为他的第一次冒进和冒险付出代价。
他对于高丽的韧性和防守的顽强度，以及高丽人上下一心，视死如归的勇气，缺乏感性的认识。
李世民严重低估了高丽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李世民征伐高丽，整体和全局上是必然失败的，但当时李唐王朝正处于武功的顶峰，君是无敌之君，将是百战之将，士有必死之心，也必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李世民最终铩羽而归。
但他心中一直存有怀疑的儿子，晋王李治，以后的唐高宗，将站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替他的父亲，完成攻灭高句丽的伟业。
但这一次，他却没有跟随李世民亲征，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出征，皇太子留守京城监国。
但李治此次却并未留守长安，而是在河北定州监国。
这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算无遗策。
实际上，这也是李世民保障后方安全，一系列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李世民亲征辽东，朝中大臣，多数人都持有反对意见。
比如尉迟敬德就提出了疑问，“东西二京（长安和洛阳），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杨）玄感之变。”
于是，李世民对此专门做了布置。
长安城由房玄龄镇守，而以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但为了确保辽东一线的安全，河北属于核心之重，李世民将皇太子李治，安排到定州监国。
这是一步意义深远的棋。
当年杨玄感之乱，李密曾经认为上策就是长驱入蓟，直扼其喉，让杨广前有高丽，退无归路，大军必然自行崩溃。
这种剜心一刀的战法，虽然险极，但兵行险着，才可出其不意，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李密能提出上策的前提条件，就是当时河北可指麾而下，杨广当时并没有在河北稳固他的后方。
李世民是当世战神，自然知道轻重。
若以出征时的局势而论，河北的根本在镇、定（二州）。
定州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东阳（今北京一带）震慑。
因而，李世民除了让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外，他对于李治的核心辅佐班底，也做了详细和意味深长的安排。
通过对长安，洛阳和定州的把控，李世民的后方固若金汤，他可以全身心在辽东前线作战。
而为了和李世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李治发明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叫飞表奏事，这就是古代的快递，并且是皇家的超级快递。
只是当日，多是用来传递紧急军情或是军国大事，但飞表可以奏事，也一样可以送物，后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飞表奏事的滥觞。
同时，为了让李世民准确掌握国内的军情大事，李治再一次启用烽火台来传递信息。
这也表明，当时李唐王朝除了需要应付东面的高句丽外，西边的烽火随时可能燃起。
这也埋下了征伐高句丽的隐患。
即使是强悍强盛强大的大唐王朝，也很难同时支撑东西双线作战，尤其是当西边出现了唐朝宿命中的强敌，吐蕃崛起扰边后，唐朝的战略形势，必然被迫改变。
毕竟，西边的敌人对长安城有着致命的威胁。
这种战略劣势，同时也被钢筋狡猾的高丽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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