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一山不容二虎，是时候亮剑了。
武功全盛的李世民和盛世的大唐王朝，征伐高句丽是必然的国策。
并且，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出征。
这似乎像极了当年的杨广。
朝廷之中，依然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
主和派的骨干是褚遂良，他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褚遂良上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奏章。
他提出了现实中最大的障碍。
“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举远，皆愚臣之所甚忧也。”
这句话直击李世民灵魂深处，唐朝君臣，从旧隋而来，杨广亲身犯险远征，杨玄感一介匹夫，在黎阳振臂一呼，隋室倾崩，殷鉴不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江山永固，当然远比亲身远征，名垂青史的诱惑要大。
但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并不是征询朝臣的意见，他是宣布自己的决定。
褚遂良的老成持重的谋国之言，打动了李世民，即使要亲征，但绝对不能让杨玄感反叛，后院起火之事，再度上演。
李世绩就明智得多，他准确地捕捉到李世民的心意。
他知道李世民虽然武功盖世，战无不胜，但帝国的东北角，还留有一个空缺。
明智如李世民，即使在某个时刻有求名的心态，但更理性的原因是，他绝对不会将遗患给子孙后代。
毕其功于自己一世，后世才可长治久安。
现在开打，正是其时。
大国开战，讲究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就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次远征。
李世绩站了出来，他开宗明义地说：“近者（薛）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此时陛下取魏征之言，遂失机会，若如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疆场无事。”
可见，和平是战争换来的，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宁。
如果连战争的能力，勇气和准备都没有，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对于高丽的战略把握，李世绩的想法，显然更接近李世民。
机会来了。
贞观十七年，新罗再一次遣使告急，说百济与高丽联兵，已攻下新罗四十余城。
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消息。
因为，李世民早就做好和高句丽决战的构想，那就是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只有南北夹击，才可以让高句丽畏首畏尾，顾此失彼。
虽然新罗坚持认唐朝为宗主国，又频繁求援，存心利用唐朝去抗衡高句丽和百济，但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是利益相交。
互相有利，就可以结盟，利尽则散，甚至反目成仇，也是所在多有。
现在情势，已到了必须出手的时候，但大军出发，却并非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
李世民早已决定必战，但现在他手上并没有更多的筹码，即使如此，李世民依然展现了大国的威风和尊严。
他再次派遣相里玄奖进入平壤，在玺书中，李世民给予了高句丽最严厉和严正的警告。
“新罗委质国家（唐朝），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但高丽人在隋朝杨广父子身上尝到了甜头，积累了自信，他们不相信李世民会再次大动干戈，如果只是小规模进攻，高句丽人根本就不当回事。
但李世民来真的。
贞观十八年，秋，七月，李世民正式准备出征高丽。
延续了水陆两路，分进合击的策略。
李世民分了两个阶段进行。
李世民此次征伐，重点是避开了杨广行军和部署的雷区。
有感于杨广三伐，虐用了山东民力，这次海路的造船任务，分派给了江南三州（位于江西），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
在陆路上，他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契丹，靺鞨等族，先行骚扰辽东，以达到牵制和疲敌之目的。
高句丽察觉到了唐朝的异常动向，他们派出一个特使，以进贡白金为名，进入长安，想探听唐朝的真实动机。
说是特使，但其实也是最高级别的探子。
大战将前，不可能让探子顺利而回，但国与国的交往，必须师出有名。
这难不倒唐朝君臣。
褚遂良上书说：“莫离支（盖苏文）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古者，计弑君之贼，不受其赂。”
于是，李世民将高丽使者送至大理寺堪核。
李世民同样非常重视战术上的布置，在亲征前，他召集了隋朝进讨高丽的元老郑元寿，详细问以大计。
郑元寿知道无法阻止李世民亲征，他如实地说出了进攻高丽的困难：“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但李世民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李世民虽然一生从未遇过败战，那都是在本土做战，现在他亲自统兵远征域外，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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