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是一个有操守的宰相，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封德彝开始作妖。
在过往的工作中，两人配合如鱼得水，但现在不和谐的一幕出现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结论，封德彝即使已经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时，却经常临时反水否认。
这让萧瑀平白无故，做了多次言而无信的烂人。
当面红脸，背面黑脸，两面三刀，十足小人行径。
这让萧瑀和封德彝产生了不可弥缝的裂缝。
这让萧瑀经常失信于李世民，或者出现了混乱。
这对于一个久经政坛，且老于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当萧瑀遭到房杜的联手排挤之后，心中怏怏，颇有不平之气。
于是，他向李世民上书，言为心声，自己尽忠尽力，一心为国，却被排挤打压，词旨之间，难免寂寥落寞。
这种明显的情绪化，让李世民感到压力和不满，他对萧瑀开始失去耐心。
构建以房杜为中心的宰相群体，是李世民的必须，也是必需达到的目的，即使曾经功高位崇，也已成过往。
今时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们，大干快上，已是大势所趋。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滩上，潮流滚滚，又哪有人情可言？
况且，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务之后，他父亲李渊的宰相们，也应该功成身退了。
新人终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举黜退了李渊的两大核心宰相。
陈叔达旁观者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本是梁国和陈国皇室后裔，天生就带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贵为宰相，人臣顶峰的萧瑀和陈叔达，竟然当着李世民的面，直接干起来了。
他们都是居于帝国权力顶层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面前，竟然如泼妇般当众对骂，声色俱厉。
两个人甚至都准备撸起袖子干一场。
他们的宿怨，其来有自。
但萧陈两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儿无赖无异。
朝臣们相顾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萧陈两人公开而低级的争斗，既失体统，更失为臣之范，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丑闻。
李世民顺水推舟，将他们二人安上一个“不敬”的罪责，全部免去宰相之职。
但他们两人最终的境遇，却还是大有不同。
陈叔达自此再无建树，消失于贞观的政坛。
但萧瑀却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还三度参预朝政，但当他再次复出时，他身上李渊的标签，已经磨灭不见。
他已变成李世民一朝忠贞而有用的能臣。
萧瑀是一个经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萧瑀的贬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却得到了善终，上天给了他们难得而珍贵的自然老死机会。
封德彝并没有空负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无数个政权之中游刃有余，位高权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某日，他在尚书省批阅文书时，身体有恙，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辇将他礼送回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诠释了活到老，干到老的定义。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口耳流传故事，但他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封德彝死前尊荣，但死后却被李世民清算了。
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当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之中，往两方都押了注。
表面之上，他认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渊的对答之中，却又转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常态，首鼠两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却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将这件事情做的非常隐秘，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
天道有眼，他死后数年，当年之事，被翻出来了。
但对他的最终清算，要等到他死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唐临才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写了一本并不太正经的书籍，叫做《冥报记》，或许他成书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封德彝因果循环的例证。
唐临在奏折中写道：“（封德彝）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此而不惩，将何沮劝。”
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显憋着一口气。
死的再久，也要将他揪出来，死后算账。
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虽然无法惩罚他本人，但要让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脏的名字。
李世民让大臣们详加商讨，哪种惩罚是合适的。
情况非常明显，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来讨论，就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和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己身之罪，盖棺定论的传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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