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封的官太多太滥了。
自太原起义，到入主关中，李渊收服人心，远近来归的一大利器和杀器，就是封官.
甚至到了不分贵贱，无论贤愚，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先开个空头支票，封个官给大家高兴高兴。
这是一种李渊特有的统战方法。
当年破霍邑宋老生之战，攻防惨烈，李渊亲自见到尸横遍地，玉石俱焚，恻隐之心大动，况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的家底，也经不起几次损耗。
李渊下定决心，“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厚赏滥封。
他曾经创造过一个非常夸张的记录，他利用自己写得一手好字的优点，亲自手写委任状，他笔不留行，一天之内，发出去的任命文书，竟然达到数千件。
这引发了部下的质疑和劝谏，但李渊不为所动。
他深谋远虑地回答道：“不希爵赏，汉室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天下之利，义无独享，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
李渊的理念朴素而实用。
能够用封官赏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费大力气，流血牺牲去打仗？
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简单有效。
利于迅速聚拢民心士气，给了久处沉闷下层之地的人，一线前行的希望。
李渊之所以能海纳百川，快速成功，和这种大规模分封厚赏，带领大家一起捞实利的务实政治理念大有关系。
但他封的官，实在太多了，李渊也非常喜欢赐封户数。
虽然在他治下，是虚封，没有实际的含义，但如果满朝皆官吏，都是千户之家，就未免太骇人以闻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必须要拨乱反正的地步。
李世民准备挑起这个担子。
面向民间的虚封官员，更多是一种荣誉，可以先放置一边，况且，李渊亲自手写的告身，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墨宝，本身也具有收藏和荣耀的价值。
这一类，时间可以消减和抵消，不会产生大的障碍。
但中央官员，却需要动真格，否则，李世民没有办法安排后来的人上位。
这一刀下去，割掉了一大片韭菜。
长安城中，中央官吏在武德年间，有二千多人，但李世民大刀阔斧，只留下了六百四十三人。
一次裁汰掉三分之二的中央官僚，这种力度和决心，后世已经不敢想象。
李世民虽然子承父业，但在这一点上，他却更像是一个新朝的皇帝。
一朝皇帝一朝臣，一朝皇帝也有一朝的风气。
李渊留下的那些告身，还是带来了现实的政治障碍。
中央官员的调整刚完成，接下来，就涉及到地方官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隋末和李渊的武德年间，外放当官，是最让人恼火和难以接受的苦差事。
因为当时，世道不平，叛乱迭起，离开长安城这个太平享乐之地，主政地方，指不定哪天就会遇到战争或叛乱。
那有掉脑袋的可能。
外放当官，生命，是没有百分百的保障的。
因而，很多人，宁愿不当官，也不去地方主政。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李世民已经一统天下，太平可期，现在去当官，那是一件风险很小，收获巨大的事情。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迹。
七千余人相聚长安城，几乎在同一时间，浩浩荡荡分赴全国，
李世民创新了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时间。
李渊的政治理念和实务，基本因袭隋朝，集中于十一月至来年的春节，在长安城集中完成。
这是一项庞大复杂而精密的工程，因为时间所限，经常出现纰漏，不便于操作。
李世民改为不定时考核和任命，随缺随补，灵活机动。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动，却是贞观一朝政治的精义，虽然师古，但更要方便现实。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正如在战场之上，李世民因时因势，指挥战术法无定式，龙腾虎跃。
而在政治上，李世民也决不墨守成规，拘泥不化。
他尊重制度，也遵循传统，但决不会被固有的制度限制。
当旧制度已不适应时代时，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制定新的规则。
不管在战场上，还是政治上，李世民实在是一代雄才。
李世民要想尽力消除李渊留下的影响，就需要在朝堂之上，核心权力层构建自己的嫡系。
他的方式非常简单，采取了混合共存，以老带新，然后新人当家的策略。
任何的制度，归要到底都需要人去实行。
制度是死的，推广、执行、考核、变通，都需要政治长才，而宰相群体，就是皇帝的智囊团。
任何一个朝代，宰相群体的素养将直接决定国家的高度。
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
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
李渊正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显然，已经失势的李渊，只保持了表面的体面，权力已完全移交给李世民，“闻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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