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万纪的迂直，让魏征非常不待见他。
他曾经当面向李世民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指责：“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
为了加强进谏的效果，魏征甚至将这把火烧到了李世民头上，“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
这句话份量有点重，打狗还要看主人，权万纪是李世民一手提拔的，现在遭到魏征如此痛责，李世民心中并不痛快，只能沉默不语。
话说到这个程度，必须要有表示。
否则，万事从来风过耳，就无法做事，更无法治国了。
李世民采取了二可的态度，他给予魏征五百匹绵帛的赏赐，但对于权万纪，也并没有追究。
张蕴古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蕴古（籍）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相州）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
张蕴古徇私之事，事出有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李世民并非长在深宫妇人之手，更不是不谙人情世故的糊涂皇帝。
相反，他从小就了解人心和人性，知人世冷暖，几件事实一综合分析，就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
张蕴古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出卖自己，去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是典型的卖狱徇私事件，也是明显的欺君之罪，其心可诛。
李世民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和侮辱，他再一次失去理智，下令立即处斩张蕴古。
但他再一次后悔了。
作为一国之君，他当然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要想让臣子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完全不为私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张蕴古在此事之中，或者确实有卖狱去巴结和奉迎，张好德的兄长相州刺史的嫌疑。
因为，县官不如县管，他虽然在朝为官，在长安城一呼百应，但全家人全族人的根基却还是在相州。
拢络好相州当地最高长官，这是合情合理合义，也合乎利益的。
张蕴古确实有罪，但罪不至于死。
李世民再一次激情杀人，让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这次和杀卢祖尚的性质大有不同，朝中群臣，都睁大眼睛，看自己如何做善后。
毕竟同朝为官，张蕴古的今日，未始不是自己的明天。
李世民既悔且痛，他觉得需要立些规矩，改变下规则了。
规矩和教条，虽然要师古，但古时的情势，却并不一定适合今天。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李世民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错杀张蕴古，对李世民震动很大，往者以逝，来者可追，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悲剧。
李世民先是责怪了宰相和言官，他痛心疾首地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事，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
李世民懊恼之情油然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一心向上，一心向善的仁义之君。
李世民再进一步指出事情的决窍，“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人心易变难猜，求人不如求制度，这次事件，可以归结为规则的漏洞，李世民敏锐地发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
他要革新，提出了对于死刑，新的游戏规则。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但这个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惯性，新的死刑制度，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即使三奏五奏，也是虚应事故，走走过场而已。
可见惯性的力量如此之大，要革新，要变革，谈何容易。
贞观五年，李世民再次下了一道诏书。
明确写道：“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曰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五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
然后，他重新制定了一个更详细的规定。
“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这个规定显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实际的指导价值。
三天之中，重新认定和判定死刑，可以尽量避免一时冲动之下的失去理性的决定，这既符合人的心理，也符合实际的操作。
李世民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间，也爱他的人世。
他充满了人文关怀地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以闻。”
李世民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希望在制度之外，能能体现出新时代的包容和大度。
人君之量，家国情怀，李世民无愧于历史上一流的帝王。
李世民厘清制定了君臣相处之道，规范政治体制之外，他的治国之术，一切以经世致用为主。
于古代的，于自己的，于他父亲李渊定下的，如果和新的时代不相符合，他就大刀阔斧，让它成为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活色生香的，生机勃发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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