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年轻而富有朝气，这是他的优势，可以锐意进取，永不止息。
但同时，年轻也意味着经历和阅历相对浅薄，一人之力，不可能胜过一个团队，好汉也要三个帮。
李世民需要帮手。
在他即位之始，面对百废待兴，复杂多变的局面，李世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他颇有些犹豫地问大臣们说：“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魏征是个坚定的乐观派。
他简单而坚定地回复道：“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
魏征展望新朝，必然会很快出现大治之世。
“圣哲之治，其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封德彝是现实主义，他持悲观态度。
因为当时李渊虽然号称太上皇，却占据了太极主殿，而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各派势力混杂，人心各异。
甚至很多人都结下解不开的血海深仇，很难拧成一股绳，如果互相推诿扯皮，想要治世，那就难上加难。
他不无忧虑地说：“（魏）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
但李世民必须迎难而上。
他天才型地唯才是用，对于臣下的过错，既往不究，以身作则，终于消弥裂缝，开创了治世。
这种君臣一体，臣下融洽的关系，就连长孙无忌也视为一大盛事奇事异事。
他曾在丹宵殿的一次近臣宴会之上，不胜感慨说：“（魏）征、（王）珪，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
仇敌可化为朋友，彼此有隔阂的旧日臣僚，在大环境之下，每个人也都尽心尽职，克己奉公。
大唐国势，蒸蒸日上。
但君臣相处，依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
即使后世称为贤相的房玄龄，因为出身于山东，并非关陇集团圈子中人，在李世民手下为臣，依然战战兢兢。
有时被李世民谴责之后，会连续几天至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诚心请罪。
并且他在李世民成为皇帝的第一个三年，基本上只是奉命行事，而非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地成为国之栋梁。
伴君如伴虎，何况是以奇谋秘计送李世民上位的房玄龄，以过往历史而论，能得善终，都是烧了高香。
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古今同一。
即使房玄龄如此谦谨谨慎，一心奉主，也依然免不了一身骚。
对房玄龄的弹劾来自于权万纪。
权万纪因为自己年末的考评，评分较低，就举报房玄龄和王珪徇私舞弊。
有报必究，有错必举。
李世民想追究他二人可能的过错。
但对于这种核心大臣，没有重罪就去勘核，既损威严，又伤国体，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魏征又一次站了出来进谏说：“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
李世民这才停下了想要问罪的计划。
即使魏征本人，一样面临过“私其亲戚”的指控。
李世民指令温彦博去推究其事，但魏征一身正气，指控被证明是一种污蔑。
但温彦博作为皇帝的代表，总不能说是皇帝污蔑冤枉了重臣。
于是，他说了一句在历史上很有意思的话。
在奏章中，他写道：“（魏）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
这让李世民抓住了一个小把柄。
估计他平时被魏征批评习惯了，并不是很愿意直接面对魏征，他让温彦博代表自己转话说：“自今宜存形迹。”
以示魏征虽然清白，但显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魏征一根肠子通到直，对此事不依不饶。
过后某一天，他在朝廷之上面见李世民时，又把这件事情翻出来了。
他挺身抗言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
李世民知道自己随意找回的场子，反倒成了一个把柄，只得正色说：“吾已悔之。”
魏征打蛇随棍上，他又讲了一通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的大道理。
李世民来了兴致，赶忙请教何为忠臣，何为良臣。
魏征不慌不忙地说：“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李世民茅塞顿开，表示受教，赶忙赐给魏征五百匹细绢。
他对于魏征显然有心理阴影，总会感觉到黑暗之中，有一双无比锐利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想用放大镜找出自己的缺点，然后说出让自己心惊胆战的话。
李世民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节制和克制的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问了李世民一个问题，“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
李世民大笑说：“初实有此心，畏卿（魏征）嗔，故中辍耳。”
可见贞观之际，李世民和魏征一世君臣，并非只是千秋万代美名，而是于国于家于世，确实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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