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易行难。
何况是十几年如一日，压抑自己本性，一心求治，那更是难上加难。
立大志愿，下大决心，想证明自己，要做历史明君的李世民，依然有三分土性。
从善如流，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魏征满怀向往，举了三个事例，让李世民陷入深思。
第一是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元律师事件。
当时元律师已被判处死刑，但孙伏伽进谏说：“法不至此，无容滥加酷罚。”
仅仅因为这几句话，一道进言，李世民就赐给孙伏伽一座价值百万的庄园，那座庄园的主人，原来属于李世民的女儿兰陵公主。
这当然是重赏。
很快就有人眼红，奏章立即雪片般飞向李世民，“所言乃常事，而所赏太厚。”
李世民并不责怪，而是将自己真实的意图说了出来，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
这是效仿商鞅立木为信，也是隗千金买马骨，想引导群臣进谏，以开风气之先。
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刚登基，百废待兴，百规待立的环境之下，这是必要的非常手法。
“导人以谏”的效果是明显而巨大，进谏名臣魏征，也横空出世。
在这一个时间阶段，李世民的心态更多还处于秦王的阶段，还是那个年轻气盛，不服就干，一心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创业心态。
世易时移，李世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就进入了“悦而从谏”的阶段。
这就是着名的柳雄妄加资历事件。
当时要进仕途，大体有二种途径，一是讲出身，二是凭自己真正的本事。
本事摆在台面上，几斤几两，一目了然。
蛤一些很有上进之心的人，想走个捷径，攀附一个高门，或伪造资历，让自己的身份镀层金漆，瞬间身价百倍。
这是一种陋习，但当时上至帝王，下达平民百姓，镀金以求名，全都在干这件事，朝野之间，早就习以为常，甚至成为一个公开的潜规则。
有一个徐州司户叫做柳雄，在这件事情上，撞到了李世民的枪口之上。
他不是在自己祖上的资质作假，而是将自己在隋朝的官阶虚报上浮了几级，在论资排辈的官场，这显然阻碍了别人上升的路。
他被竞争对手检举告发了。
事情动达天听，但当时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在法不责众之下，李世民下了一个命令，柳雄自首就可以免罪。
但这件事情非常吊诡。
柳雄竟然坚称自己的履历是真实可靠有效的，争执不下，就只能让专业的官员去勘核。
证据确凿，结论明确，柳雄确实作假了。
李世民大怒，这摆明了是欺君，若不严惩，何以立威立信，何以治国理天下？
李世民指示主审的官员，立即判处柳雄死刑。
但他走错了一个程序，这个案子，竟然辗转落到了大理寺少卿戴胄的手上。
戴胄是国士。
他本性忠贞，晓习法律，又敢直言，在贞观一朝，颇有直臣之誉。
根据法律规定，他认为柳雄罪不致死，只能定一个流放的罪名。
戴胄上书，不同意死刑。
案子已成定案，皇帝金口玉言，现在要翻盘，这让李世民下不了台。
他语带威胁地对戴胄说：“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流放），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
这句话说得非常重，直指戴胄处事不公，并且逆触龙鳞，分分钟可能大祸临头。
戴胄顶住了压力，他不卑不亢地说：“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司所，臣不敢亏法。”
李世民心中老大不高兴，语气不善地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
戴胄虽然刚直，却并非不通人情世故，他也不负判事无冤滥，言如泉涌之美誉，讲出了一番让李世民可以下台阶的话，他抛出了一个“大信”和“小忿”的问题。
戴胄语气坚定地说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耻之。”
李世民感受到戴胄的坚硬，只有就坡下驴，当面赞扬戴胄说：“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二全齐美。
但当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和戴胄交锋，往返四五次，想给柳雄定罪，如果戴胄的意气稍退一丝半毫，结局肯定改写。
魏征将此事定义为“悦而从谏”。
但势易时移，人总是会变的，贞观之治，世有大名，李世民证明了自己，虽逆取，但顺治，现在功德圆满，贞观盛世已成，当志得意满之际，人心总会懈怠。
于是，进入了魏征所说的“难于受谏”阶段。
魏征举了皇甫德参的例子。
皇甫是陕县郡丞，贞观八年，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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