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明确指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君主的独断专行，人臣又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不敢进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世民展望和设计贞观之风，他充满自信地说：“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李世民并不只是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实干派和行动派。
他发出一道专门的敕书。
“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
在帝王一人执掌天下的时代，李世民能承认，即使是皇帝的正式决定也有错误，并且可以让臣下更正的理念，足以让后世之人汗颜。
正因为有此胸襟和气魄，李世民才能开创李唐王朝的巅峰，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传诵千年而不衰。
李世民从隋炀帝杨广身上，同样学到很多。
贞观二年，他颇有疑惑地问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博奥，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在旁边尽责尽心地回答说：“炀帝（杨广）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表示同意，知之而不行之，和无知又有什么差别。
自己既需要群臣的进谏，让自己“知道”，同时，又必须落到实处，即使千里之远，也要跬步以进。
李世民虚心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但进谏和纳谏，并非像口头上说的那么轻松。
这需要皇帝时刻抑制内心的小我，以天下为公的理念，约束和激励自己，稍有放松，便一泻千里。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虽然知道纳谏之利，却没办法真正做到的原因。
可以试着推究到个人，如果一个人经常无法按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事和说话，需要随时顾忌周围人的想法和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生活，那大概也不是一种让人轻松愉快的事。
虽然你正确，但却并不快乐，如果一个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放之于一国之主，皇帝身上，想长时间让他压抑自己的天性，就难以做到，要求过高的事情。
即使贤如李世民，自知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
所以，贞观之治，是一种传说中最完美的盛世，贞观之风，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君臣共同发愤向上之风。
虽然让人向往，却无法复制，也并不多见。
李世民的老伙计，这个被他视为可以正衣冠，知兴替的直臣谏臣魏征，二人一起成就了君臣进谏纳谏，万世规范的魏征，就说过一段话，足以证明，贞观之风，实在是世之所宝，世之所稀。
贞观十二年，这已是李世民当上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魏征在回答李世民的问话时，犯颜直谏。
他悠然神往地说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贞观十年），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李世民心中恍惚，随口问道：“于何事如此？”
魏征从容地举了三个事例，让李世民清晰地照见自己执政以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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