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态，从杨广的一份敕令中，可以明显表露出来。
杨广曾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读自己的敕令，“（杨广）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句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启民（可汗）。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可汗）巡行彼土。”
杨广在这份敕令中，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只是想让高句丽王来朝见自己，仅止于让其俯首称臣而已。
但杨广确实准备也软硬两手，如果高句丽王服软，自然一切皆休，但如果高句丽王不知好歹，杨广将展示他天子的雷霆之怒。
杨广原来的计划，是想让启民可汗的突厥军队成为征伐的主体。
杨广想重新续写韦云起以夷制夷的辉煌。
但他却忽略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启民可汗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逝世了。
这个约定出兵的行动，自然也随着启民可汗的逝去，暂时泡汤了。
然后，高句丽也远远不是区区的契丹可以比拟，在战场之上，任何轻视对手的行为，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高句丽王本就一心想着和隋朝分庭抗礼，决定以此为契机，他根本不理睬杨广的征召，并且在礼数上，也颇有缺失。
杨广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他的骄傲和尊严，绝不会允许自己置高句丽的蔑视于不顾。
士人一诺，犹比金坚，何况自己贵为天子，乃万民之父，天下之主。
天子无戏言，更不可能出尔反尔。
现在时势已然，赶鸭子上架，征伐高句丽，已经成了杨广必须兑现的一个诺言。
杨广展示了隋朝让人惊心的战争动员能力。
为了运送兵员和粮食，他专门修建了永济渠，直通涿郡。
这次工程，他征发了河北百余万军民，疯狂修河，为了加快工期，当男丁不够时，杨广再一次征发了妇人参加服役。
服役本是男性的专利，杨广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显示他对民力的使用，已达极限。
人民再也不堪其重。
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将陷入不复的境地。
杨广坐在火山之山，犹未知觉。
在这当口，杨广还不知死活，想大规模营建汾阳宫。
这是一座行宫，但杨广嫌其制度狭小，想增大它的规模。
杨广让御史大夫张衡设计图纸，并主持扩建。
张衡是当年废立太子杨勇的核心和元老重臣，也是仁寿宫事变中，加速杨坚死亡的关键人物。
他看到杨广过于虐用民力，已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但杨广身边，经过他残酷而干脆地清洗，已经再无忠贞之士进言。
张衡亲自扶着杨广上马，也想成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美名。
天下安危，张衡总是以为己任，他见到局势大坏，心存恻瘾，作为和杨广一起成长的元老，他当然知道向杨广进谏忠言，是一种半自杀的行为。
但张衡还是心存杨广，心忧天下，他不顾自身利益，摸着自己的心，想为杨广再献一次忠心，进一次忠言。
他对杨广说：“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折损。”
杨广一生，只喜欢听取正面的，喜乐的，和令人高兴的言辞，对于忠言进谏，他似乎天生有种抗拒和逆反的心理，即使是他最亲近的人，也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不适。
张衡自以为进谏的力度，能被杨广所接受，可是，他因言致祸，杨广竟然因为这句话对张衡心生怨言。
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侍臣说：“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
嫌隙既生，就如同一根骨刺，留在身上，让人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杨广身边，张衡是呆不下去了。
于是，杨广将他调离京城的权力中心，派他前往榆林担任太守，但张衡虽然远离了权力中枢，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得失之意，他在榆林任上，依然心宽体胖。
这种无忧无虑，不把杨广放在眼里的态度，在下一次君臣见面之际，刺痛了杨广。
他认为张衡依仗齐天之功，并不悔过。
他本来有让张衡重回身边之意，但经此一见，大失所望之后，又将张衡赶回榆林。
杨广一生，似乎过于重性任情，任意妄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或者因为其才华横溢，自视天下第一，为事行政，都无法度规矩，但无规矩终不成方圆。
他将付出不承受的代价，正如后人所言，“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
张衡虽回榆林，后来杨广始终对于他的拥戴之功，心存感激，还是将他调往法都，任宫监，这显然是重加权力层的一道跳板。
但张衡的命运却无可奈何地滑向深渊，他没有吸取教训，也未能守住自己的嘴，终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杨玄感举报了张衡的一句怨望之言，“薛道衡真是枉死。”
这句话惹恼了杨广，因为薛道衡是真的枉死，但赐死薛道衡的人，就是他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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