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附近房舍的房东们，会不断的打听织工和织娘的劳动报酬是否增长、涨了多少，织造局补给匠人租房的津贴增加了多少，以此来调高房租。
也就是说，在织造局的匠人们，他们劳动报酬都通过地租，转移到了这些房东的手里。
织造局营造匠人官舍的时候，就闹出了民乱来，织造局营造了四个万家园，用于安置织工织娘，结果在开工的时候，不断有人去工地闹事。
侯于赵采用了十分果断的手段，把这些胆敢闹事的游手好闲之徒、指使闹事的房东们，全都抓了起来，南洋缺人，连甩鞭子的都缺，全都流放到了南洋，才没人敢跟杭州府衙龇牙咧嘴了。
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比如浙东运河、杭松驰道修建等等，侯于赵是个以立场看问题的人，凡是立场完全相悖，被判定为万历维新的敌人，侯于赵下手，就绝不留情。
经过了还田和巩固还田后，侯于赵观察浙江经济，得到了他说的三个结论。
农业技术进步、修桥补路增加货物流动、农业剩余能交换到更多的商品，粮食的供应增多，价格下降却不会相应变大，甚至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粮价因为供需关系，还在上涨。
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被田土、仓储等等地租鲸吞；
衣食住行都和地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匠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开始下降。
匠人们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明明随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变得丰富，生产效率提高，劳动报酬增多，手里的钱变多了，可钱好像越来越不经花了，可生活上，反而处处都是困扰，这真不是匠人们不够努力；
对于工坊主而言，匠人们要求劳动报酬增加的要求是极其合理的，可是这代表着成本增加，相应的货物价格就会增长，价格增长，必然带来销量的降低，此消彼长，赚的甚至不如便宜的时候多。
如果把发展的净收益叫做剩余的话，地租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剩余’的分配进行争抢，把本该属于工坊主、匠人的那部分剩余给抢走了。
侯于赵从小面的例子，讲了杭州府各行各业的现状，再讲了官厂修建匠人官舍的种种斗争，来证明他这三个观点。
为何时代的进步、变革、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最终都会变成地租，流动到这些不事生产的乡贤缙绅手中？
在侯于赵看来，因为地权就是主权。
地权是主权的分化、细化，主权是国家、朝廷在自己辖区内施行政策、极具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地权作为主权的分支，获得了部分地权，就获得了部分的主权。
“百事千法皆收租，国事唯艰民多难。”朱翊钧看完了侯于赵的奏疏，写了一句批注。
大明的官员和学者不分家，尤其是关于政治学，这东西确实得有实践经验，才会有更加切实的领悟，侯于赵主抓经济，他通过奏疏，跟陛下讲明白，乡贤缙绅、收租经济对发展的严重危害。
就以杭州府为例，杭州的地租，普遍每年5%的递增，只需要十四年的时间，地租的价格就会翻一倍，很多地方的地租增长可不仅仅翻了一倍，而是翻了数倍。
如果工坊主们拿到了利润，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扩产，可能购买朝廷的铁马增加机械工坊，提高产量；
如果匠人们得到了足够的劳动报酬，他们可以生育更多的人口、可以到匠人学堂进修提升自己、可以有闲钱去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提高技术进步。
可城中的房东们，他们拿到了银子，只会去购买更多的铺面、土地等等，哄抬杭州府的地价，等于哄抬了杭州府的地租。
不是所有的房东们都会血赚，有些人盲目加入其中，轻易相信他人鼓噪言论，吃了别人画好的大饼，盲目置业后，产业没有足够的客流量，所置产业的价格昂贵的同时，且欠了钱庄大笔的利钱，最终结果，往往是一地鸡毛，血本无归。
这些人，统统都成为了哄抬地价里的炮灰，真正食利者的帮凶。
当这些炮灰、帮凶和伥鬼离开的时候，食利者开始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产业，本身价格就不高，持有成本也不高，只要静待时机即可，大明在发展，杭州府内没有一块地是廉价的。
但真正的势要豪右们，却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和更低的机会成本。
侯于赵在杭州的时候，他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只能严厉打击违约行为。
侯于赵在浙江那几年，正是乡贤缙绅入城的时候，这些家伙目无法纪，平素就喜欢无视朝廷法度，最是喜欢违约，明明签了租赁的契书，但从不按契书执行。
一年三涨、一年四涨比比皆是，侯于赵能做的，也只是打击这些不按契书执行，违约调租的行为。
这本奏疏分析了现象、问题和原因，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决办法，侯于赵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这个矛盾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归肉食者所有，而没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只有在肉食者的支配下，才能接触到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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