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要升到四年级了。由于村上的学校是三年制，这时候要到马莲河对面的宫河小学去上学。看起来隔了一条河，由于那时候没有跨河桥，要去宫河小学，得翻两座山。山路一般都很窄，像羊肠子似的，在山梁与沟壑间弯弯曲曲来回绕。夏天的风从山梁上吹过，山崖呜呜作响，给人感觉像有只猛兽藏在暗处叫嚣。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有狐狸、野猪等野兽出没。为了安全，我们清晨走学校时，都是手拿木棍，一个喊上一个，三三两两（撒豆豆一样）的结伴而行
夏天遇到阴雨天，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滑的动不动就一个狗吃屎爬在了地上，直到进了学校，身上泥，手上泥，常常在教室屋檐的滴水下接水洗手。
不过，夏天咋说比冬天好一些。冬天天黑的早，亮得迟，鸡叫二遍，就得下炕出门。遇到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每当遇到这种天气，我们就提个煤油灯照路，宛若已故女作家冰心笔下的“小桔灯”。这次我提，下次他拿。家里缺少煤油的，就拿个火把前行。
遇到大雪了，虽然不用照明了，但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踏得脚下的雪咯吱咯吱的响。北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尽管妈妈给我做了棉手筒，但在小学的那几年，每到冬天，我的手就肿了，有的地方掉了皮，在红滋滋的地方可以挤出灰白的脓。奶奶说这是冻疮，一年冻坏，年年复发。
为了根治冻疮，有一年我家在杀猪的时候，奶奶将我带到杀猪场，当猪被一刀子捅倒，往出喷血的这个瞬间，奶奶赶紧把我拽到猪跟前，将我冻伤的手往血口里塞。
那时我年龄小，第一次见那血淋淋的场面，吓得不敢靠近，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伸手，硬是被奶奶塞了进去。之后就感到热乎乎的，拔出来时手成了个血疙瘩。由于猪血要做灌肠吃，别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能自己家杀猪时，才有这样的机会。
从那以后，第二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没有那么严重了，到了初中，基本就好了。由于去宫河小学的路况差，好多学生因此而辍学了，最后我们村上就剩下我和斌赦、俊辉、艾娃四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了。那时候，我们四个男生愿意了，还叫上女生一同上学了；不愿意了，我们四个就故意躲开女生。
有一天，我们听见山下有人唱歌，仔细一听，是那三个女生，在唱《外婆的澎湖湾》。估计她们是害怕野物袭击，为了壮胆，就唱起了歌。远远看去，一盏灯在山坡上移动，那歌声在山风的干扰下一阵轻一阵重的，好像把音调也给吹歪了，不咋好听，因此我们就学狼叫，故意吓唬他们，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
虽然那个年代村里没电，但隔上几个月，还能看一次电影。记得有个叫《小花》的电影，在我们村里放映后，好多学生学唱《小花》插曲。
有一次，那三个女生见我们不理她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故意在我们后面唱《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四个不知道针对谁唱的，你猜来我推去，谁也不愿担当，只听她们在后面咯咯地笑，也不敢回头去看。
那个年代，农村早课时间比较早，一般夏天六点半、冬天七点上课。因此我们五点多就得到校。那时根本没有钟表，早晨把握时间，全靠看“北斗七星”，或者听鸡叫。
但每当遇到皓月当空之夜，我们就把握不来时间了，一是月亮一气照到天亮，掩盖了北斗星；二是鸡的生物钟也乱了，打鸣往往比没有月亮之夜打得早。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比较难断时间，经常不是迟到就是早到。
有一天夜里，由于是月夜，斌赦大致在夜里两点多就来叫我了，我们四个男生刚走到沟底，碰见那三个女生在等我们。到了学校后，发现大家都来得太早了，我们就相互依偎大门旁，感觉睡了一觉，学校的大门才打开。
在等开校门期间，有个女生提出，以后早上去学校，男生把女生叫上，一起搭个伴。我立即说：“可以，咱们是男女两个队，你把你的队带好，我把的队带好，咱们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在山口汇合，一起上山，谁磨蹭就拉下谁。”
从那天起，这几个女娃娃天天像影子一样遛在我们身后，既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又形影不离，那时候的男女总保持着距离，不像现在娃娃，有的在小学都交男朋友。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几个沿着蜿蜒而泥泞的山路往上走时，听见有人摔倒了，我回头一看，是个女生，她被滑的往下溜了一截。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声说道：“我长大后，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把咱们铁李川所有难走的路都修好！”
斌赦当时即说道：“别吹了，小心门牙吹掉！”
估计那时候我就有点争强好胜，就说道：“真的，不信你们走着瞧！我将来一定要挣钱，要挣到好多好多的钱！”
没想到三十年后，我真的挣了钱，也践行了儿时的戏言，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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