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公而言，冯过自是巴不得甘月夕几人早早离去，这就像是在冯家埋的定时炸弹啊，不知什么时候就该爆了，然后“呯”，统统玩完。但于私，他竟是有些不舍。这不科学呀，他是垂涎方兰芝美色的人吗？当然不是。更何况人小方姑娘又没走。
不舍只是因为方月夕确有人格魅力，难怪能一呼百应哩。
“不付身丁钱，手脚上钉大堂牵；拖欠身丁钱，砍了头颅哪个怜?”
妙的是，方月夕与冯居庸只谈江湖事，在冯过这却针贬时弊大胆抨击朝廷乱政民心离向。冯过很是懵圈，陈龙川究竟是在方某人面前说了自己怎样的“坏话”呀，居然要让年少体弱的自己参与政治时局之议。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
说起这些，方月夕慷慨激昂，痛叱朝廷长期执行“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内压制，盘剥，对外屈辱求和。而皇帝为了满足宫廷的“丰亨豫大”，大搞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无疑使广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所承受的苛刻剥削，日益沉重。民怨沸腾、思乱者益众哪。
冯过：“所以，青溪方腊高举反旗，浙东应者云集？”
“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方月夕哂笑道：“自古以来百姓都是最听话也最好愚弄的，只要上头不欺压盘剥的太过凶残，百姓也便忍了。孔圣人不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民为下愚，其见人道远、不可使知嘛。所谓‘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程子则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不是圣人不想要使民众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是做不到。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是孔子是洞明世事后的悲观陈述，是感慨于启蒙之难……这番解释倒也有人信。哼，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这不正是鼓吹愚民政策？”
“方前辈此言怕是有谬误之处……”冯过轻轻咳了声，道：“窃以为这句话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错。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他乃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为何千年来都把这句话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方月夕反问。
冯过想了想，说道：“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这句话。硬说‘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
方月夕仍是不服，问：“那当如何释义？”
“当联系前后而论。”冯过不疾不徐地说道：“文中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中庸》又有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易传》则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后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顿了顿，他总结道：“愚之拙见，译释应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如此可通。”
见方月夕陷入沉吟，冯过干脆又下一帖猛药：“或断句可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整句话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曰：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此处作‘认可’用，则又通矣。”
这些解释在那个时空大行其道，毕竟人的思想在不断进化完善，放在这个时空则极其劲爆，早前他便依此“忽悠”了辛弃疾、资哲一番，还别说，感觉倍棒。接下来的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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