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良贱令』发布于天宝十六载（757年）的年底，在安西执行了将近一年，在天佑元年（758年）的年末，才在凉州朝堂中掀起轩然大波。
之所以晚了这么久，才引起官场反弹，其中最大的缘由，就是因为凉州城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大事，使得朝堂百官无暇顾及安西良贱令带来的影响。
就在凉州官员和安西官员就良贱令进行争执的数个月后，天佑二年（759年）的正月底，一道影响远比『安西良贱令』更加深远、争议更加巨大的法令，自凉州宫城下发。
这道法令，名为『天佑举贤令』。
此令进行归总，大致包括以下三条：
一、长安洛阳两都，长期落入贼手。伪燕在洛阳私开科举，广揽天下士子，而大唐移都凉城，科举停滞数年。长期以往，恐大唐人才凋敝，无贤可攉。因此，宫中下旨，在凉城和安西同时重开科举，广招天下贤才。
二、根据唐律，有六类人不得参加科举，包括工商杂类、娼优贱民类、正在服丧类、触犯刑责类、吏胥类、僧道类。
其中，工商杂类，特指『工商杂类不得预与士伍』，也就是手工业者、商人等（从事）杂业的人，不能与士人为伍，其直系三代不得参与科举。
在天佑举贤令中，安西匠作、商贾等杂业，可从安西科举，工商杂类的限制被取消。手工业者、商人等杂学之家，本人及亲子皆可入塾念书，与其他应试的士人一起，首先在龟兹镇、焉耆镇、于阗镇和疏勒镇进行院试。通过院试之人，再前往龟兹镇参加解试（秋闱），通过解试的举子，最后前往凉城，与大唐其它州县的举人，一起参加尚书省的礼部试（春闱）。
三、科举类目，在秀才、明经、进士、俊士等科目的基础之上，增设商学、格物两科。
『天佑举贤令』一经发布之后，如同一声炸雷，将整个北唐的官场和民间，震得惊诧一片。
第一、第三条倒还好说。
然而第二条中，工商杂学可以入仕。等于削弱了延续长达千年的士族特权，打破了工商士农四类人的出身限制，在科举入仕这条跑道上，将所有人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这一点，对于整个大唐而言，其影响宛如惊涛骇浪。
法令一经发布，朝堂中的大批凉州官员，纷纷上疏请求收回成命。
奏疏如同雪花一般，飞入尚书省中。
负责整理奏疏的文吏，发现文库中存放不下，只能将大批的奏疏置于阁楼之上。
城中有大批的士人，联合起来，举着万字血书，跪在宫城门前，齐齐声讨举贤令。
朝中御史台，数十名御史和言官，集合起来，跪在宫门前，以静默来抗议令法。
至于安西官员，对于举贤令，似乎是早有耳闻，不仅没有吃惊，反而联合起来，在凉州城中四处造势，劝说工商杂学等寒门家族，与士族分庭抗争，争取科举的权力。
安西官员为何要支持举贤令？
道理其实很简单。
一方面，举贤令在安西早有风声，安西本地人或多或少有所耳闻，所以对于这项法令的问世，并不意外。
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天佑举贤令，符合绝大多数安西人的利益。
安西四镇，原本人口，只有二十多万。
之后，由于流民大量涌入，如今的人口已经接近百万。
这些涌入安西的流民，大多都是在故乡活不下去，才长途向西迁移的穷苦人家和杂门小户。
至于那些没有加入迁移队伍的士族门阀，在天灾和兵祸之中，由于家大业大，有着一定的自保能力，很少会有人背井离乡，大多都选择留在了中原。
也正因如此，安西人口膨胀，官员队伍急速扩大。
而这些新增的官员中，大部分都出自流民，也就是大多来自寒门和杂户，自然对举贤令双手欢迎。
这一日，周钧在宫城府治之中正在处理公文，右谏议大夫高适在门外请求见面。
高适入了书房，见周钧正在翻看朝臣递上来的奏疏，便没有再举步前行，而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周钧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高适，开口说道：“我这里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高适闻言，走到案台前，拱手说道：“尚书省中，国子司业韩项、御史中丞颜正来、秘书丞长孙济等数十人，聚集起来，共递释绂书，以致仕辞官为要挟，要求宫中废止举贤令。”
周钧放下奏疏，向高适问道：“释绂书呢？”
高适从怀中掏出一叠厚厚的文册，放在了案台上。
周钧打开仔细看了一遍，说道：“还少了几个人，不过也差不多。”
高适闻言，正在不解，突然看见周钧开始在释绂书上加印签字，连忙问道：“丞相这是在做什么？”
周钧：“这些人不是想要辞官吗？我了却他们的心愿。”
高适：“丞相此举，恐怕会引起朝堂震动。”
周钧：“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惺惺作态，不如早些分道扬镳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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