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
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更难做出成绩。
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的钱拿回来。
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那就摧枯拉朽，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
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任何人的变法、甚至任何变动，都是有心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为政有恒则易守，法数变则奸生。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就方便遵守；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乘机渔利。
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进而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
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制度，就是整个宋朝制度基础的鉴察系统和牵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只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
倘若这种鉴察和牵制制度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制度的时候有这个初衷，遗憾的是，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鉴察和牵制的机能。
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统治秩序。
因此，整个制度包括鉴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工具，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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