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按照他的经历和记忆，一般农业税定在10%后，下面总会有一些虫豸会搞出暗税，将实际征收10%的农业税，搞成了名义征收10%，实际征收20%、30%的暗税收入。
这些额外的收入全进了地方的口袋，没有一分进入国库。
既然历史的教训都在，他就得好好防备这些虫豸。
“户部的计算，如果按照十赋一，明年国朝能岁入多少？”
朱由检假寐着开口，曹化淳一听，便主动看向了王承恩，王承恩也打开了户部汇总的文册，扫视一眼后念道：
“若是山陕两省的旱情迟迟没有消减，加上瀛洲和麓川新增耕地的赋税，那明岁国朝实入田赋约在六千万石，税银约四千二百万两，赋税折色约为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赋税，这样的岁入，清朝直到同治年间才达到，而大明却提前两百多年就达到了。
并且不同于清朝对百姓敲骨沥髓的榨取，大明是有意在降低赋税的。
如果按照清朝的征收方式，大明的税收能突破到一亿两。
眼下大明的赋税，尤其论国内原本两京十三省的赋税，实际不过占据总赋税的二分之一不到，约三千万两左右，而海外占据三分之二还多，约四千万两。
仅仅田赋，瀛洲、交趾、旧港三省田赋就达到了两千万石，折色为九百多万两，而金银矿税又占据了四百多万两。
三省本土百姓两千余万人，又贡献盐税、酒税、茶税约四百多万两，驻扎在旧港的市舶司又岁入三百多万两，前后相加就是两千万两。
剩下的两千万两则是由琉球府、辽东、河西和印度厮当的皇店贡献。
同样的人口，清朝靠着对内压榨，达到了五千万两的税收，而大明只收到了三千三百万两，并且大明是总人口和乾隆六年到十年的清朝差不多，光论两京十三省，大明人口还不如对方。
乾隆六年，仅两京十八省人口就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而大明只有一亿两千万人。
乾隆年间的百姓，每个最少要交直接税三钱五分银子，而眼下天启年间的百姓，每个百姓只需要交二钱五分银子。
这还只是直接收入，还有间接收入不算。
清朝靠着“三十三两”来驭民手，而相比较之下，按照天启十一年的情况来看，大明两京十三省一户五人百姓的年收入大概是在十八两到三十二两，收入来源主要是军屯田的亩产、数量，和打工的收入。
但在支出这一块，天启十一年一户五人百姓的支出，大部分是在十六两左右，也就是可以存下最少二两银子。
当然，如果要增加肉食或者其它的物质，那基本也很难存下太多银子。
不过，如果新政实施成功，一户五人的百姓收入会达到二十二两到三十六两，可以存下最少六两银子。
新政一旦颁布，朱由检不敢说百姓可以顿顿吃肉，但是每天吃一顿肉食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随着东北耕地的开发和百姓的不断迁移，这个情况还会不断变好。
按照清末的数据和眼下的数据推算，大致在天启二十年左右，在物价上涨不超过两成的情况下，大明的百姓的个人岁入会达到六两银子，一户岁入可以基本达到三十两。
不过，这需要朱由检在监管上加大力度，避免曾经的“漏收强加”卷土重来。
总而言之，未来十年，大明要怎么走的路线已经决定了，朱由检要做的就是在大明前进的同时，盯好脚下的路，避免踩到一些水洼，弄得一身脏……
“李定国呢？”
想清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朱由检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了一眼钟表，发现已经酉时六刻（18：30）后，这才察觉李定国居然比平时晚会了一小时的家。
“殿下，那小子今日要在同学家休息，好像叫什么……”王承恩仔细回想了一下，然后才想道：
“周伯谦！带李哥儿吃饭了。”
当王承恩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东城常乐坊内的小院里，一个妇人也高声对着耳房叫嚷了起来。
“来了！”
耳房内，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郎对着窗口应了一声，然后看向面前的李定国：“我娘就这样，嗓门大，你别以为她生气了。”
“没有，我娘也是嗓门大。”李定国整理了桌上的作业，返回了书箱内后，便和周伯谦一起走出了耳房。
在李定国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占地六十来平的小院。
院子十分狭小，只有一间主屋和一间耳房，以及一间厨房。
主屋占地不过二十来平，中间是只是十几平的会厅，左侧和右侧分别是两间厢房，一间是周伯谦母亲在住，另一间是周伯谦的姐姐在住。
至于耳房，这是给还在读书的周伯谦住的，但也只有十来平。
三间房子十分紧凑的被院墙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个七八平的天井。
影壁遮着门口，而眼下一张桌子被摆在了天井空地上，放置了四个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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