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反贪成为了一种约束官员的手段，仿佛在他们头顶悬了一把剑。
这把剑什么时候落下，这点由朱由检说的算。
他不再追求百官清廉，只希望那群贪官污吏在偷拿偷取的时候能给百姓留足数量，别再像陕北民变一样搞出什么“额外征税”的幺蛾子。
哪怕他们不作为，只是按时把赋税收上来，那朱由检和百姓也都能夸一句他们了。
经过陕北民变的事情，总体来说是吏治的问题。
至于封建税收问题则是不管朝廷怎么对士绅豪强加税，士绅豪强总能找到办法转嫁给底层民众。
封建税收的问题朱由检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他一直在提倡免除杂项，降低田赋，清查吏治，将大宗商品国营化。
他有把握朝廷的政策是惠民的，但政策在执行上的问题却很大。
政策能不能真正惠及民众，这需要官吏们的自省和执行。
大明的底层民众，说到底还是那占据国家人口九成不到的农民，惠农就一个政策，那就是不断地降低田赋，直至消除田赋。
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将那些繁杂的税收简单化。
大明眼下尽管已经被朱由检取消了十几种杂项，但存在的杂项依旧还有二十几种。
大旱在消退，这三年时间里是朱由检对建虏出手，让藩王立足南亚，同时降低百姓负担的好机会。
这次机会错过了，就只能等到十四年后了。
杂项实际上就是商税，因为项目太杂而统称为商税。
大明曾经的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其中住税分别有官店钱、塌房钱、市肆钱、门摊钱、落地税、牙税、酒税、醋税、屠沽税、油税、茶税等等二十余种。
至于第二项的过税，又细分为钞关税、门税、抽分税、淮安四税等十余种税种。
到眼下天启十年，经过朱由检提高五司地位，眼下大明的商税分为了住税、过税、酒税、茶税、盐税、矿税、市舶税等七大税，二十九种小税。
税收繁杂，需要动用许多胥吏征收，而大明眼下都是官员，都需要发俸禄，自然不可能再搞出个二三百万官员来收税。
税多，百姓交的湖涂，朝廷收的湖涂，只有中间和基层负责收税的人赚的盆满钵满。
就从这点上来说，朱由检宁愿少收，也要把商税简单化。
想到这里，朱由检拿出一本奏疏，一边说一边写道：
“传令旨给毕自严，将商税之中的住税和过税列出名录，再将单项税收的每年税银给列出来。”
“列出之后，立马把文册送到大定宫，孤要和万岁一起阅览，从中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税制。”
“奴婢领命……”王承恩应下，随后走出殿内。
在他走出的同时，朱由检简单的写下了“市肆税、门摊税、城商税”这三项。
他要免税，但也要征税。
农民已经很苦，不能再苦下去，这么一来，便只能再苦一苦商人了。
大明的商税很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明初朱元章为了保护商业，特意下达过许多保护小商人的政策。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主要还是吸取元代向小商人征税，小商人负担不起而转头依附大商人，最后大商人压榨小商人，把市场垄断的教训。
眼下朱由校也需要吸取教训，但他要吸取的教训是明代对于小商人保护过度的教训。
朱元章弄出了一个六十两以下不收税，六十两以上三十税一的商税制度，而万历年间又把三十税一改成了五十税一。
原本就税收不足，他们这么改，改到最后商税一塌湖涂，大明只能继续吃田赋的老本，再苦一苦农民。
因此朱由检将这个六十两银子的下限给取消掉，将市肆税和门摊税合并为城商税来征收。
市肆税需要官府发放的经营执照，往城内外运货都需要出示营业执照，之后户部的收税官员按照货物数量和当地价格来算利润，从中抽取一成的利润作为市肆税。
至于门摊税则是在各县规划固定摊位，按照摊位数量，每年出售同等数量的“摊位执照”即可，而摊位执照的价格，朱由检准备规定在五百文到二两不等。
按照大明上万县镇，人口两三千万来算，哪怕一摊一店服务上百人，也能有二三十万的店铺和二三十万的门摊。
眼下大明的城商税仅仅在北直隶和南直隶以及少量大城收取，这就已经收取到了上百万两银子的赋税。
现在城商税的规模更广，更合理，能收取的税自然也就更多了。
不过税种制定了，却还需要人征收……
想到这里，朱由检从书桌上拿出了一份奏疏，而奏疏的表面只有简单两个字……
《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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