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梁师成、既然自称是苏轼之子，武松便确定了：此次得发挥下诗词歌赋了！
苏轼虽是旧党，但这梁师成却是个没底线的。
他可不是什么旧党新党，一个阉人，只要步步高升、有着荣华富贵便可。他才不管什么新党旧党的！因而他与蔡京这样的新党成员、也是亲密的很。
他有的只是阉党、还有皇帝党，新党旧党之事、他不必选择站在哪边。
在花府、好吃好住的待了两日，武松一边复习着功课，一边训练着老虎。
这两日、武松已经不再让老虎吃生肉了，而是让他喝肉汤。
一个是肉煮熟了后，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第二个便是：吃熟肉时间长了，老虎就不愿再去吃生肉了，进而使得这畜牲厌烦生肉、从而对人和牲口身上的生肉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时间终于到了上阵这一天了，大清早、吃过早餐的武松，在金莲的伺候下宽衣解带、准备着沐浴。
“娘子、我自己来。”
“奴家伺候的是自家男人，郎君不必如此。”
金莲将武松好生地沐浴了一番，行者在媳妇的伺候下换了身新衣，花子虚也安排家中仆人准备了一辆马车。
考场之内、一个个小隔间，显得气氛异常。
武松找到位置落座后，到了接近考试时间、便有场内服务人员发了笔墨砚台，还有一碗清水。
接着、一帮小吏便从四面分发起了考卷，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举行的，但若遇到什么天灾，朝廷也会降旨在此地特设恩科。
正所谓：天灾不足为虑，恩科稳人心。
本来、天灾根本跟科举没有关系，但自从有官员给皇帝献计：有天灾的地方、往往就会出现流言，尤其是那些落榜的书生、便会在此时出言讥讽朝政，这往往会导致祸端，所以、可在这些地方开设恩科，以达安稳民心的作用。
这天灾和恩科便扯上了关系！
他们主要是想：堵住那些书生之口，至于百姓、愚民也！
科举制服从开创到结束，一共前后一千二百余年。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明清科举、则是臭名昭着的八股文。
宋代科举是被有钱人家所包揽的。像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的，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
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自从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
而武松、本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成品青年，省去了学习很多东西，可就为了考个小小的举人，也落的家徒四壁。兄弟俩整日省吃俭用、武大至今还是个光棍。一直到金莲进了门的这段时间，家中才吃的有模有样。
若是从前，哪舍得买菜！素的都是武大所种，荤的都是武松所抓，亦或是家中所养。甚少会去花钱买，因而金莲进门后、到厨房一看：啥都没有。
宋朝文风甚重，几乎将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
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弱宋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也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善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唐代‘通榜’的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着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决于考卷，便使得不长于文学的人难以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就被选在高第了，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使得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
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使得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这种人一旦到任，往往会‘侵渔求取’‘无所不为’剥削无所不至。
之所以弱宋的官僚甚是腐败，才有了‘包青天’、‘开封府’、‘大宋提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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