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却并非不知，毕竟一年年境内田地减少，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田地清丈完了，就剩下最后两三个省，虽然未全部完成上报，但分阶段报上来的数字，也是大体上都完成，算是功德圆满。
可是接下来就是如何选择，是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税制征收田赋，亦或者按照由其定下的税基=摊派赋税。”
张居正终于把话引回正题上，到底是按照每亩田地五升粮税征收，还是按照2950万石粮税的税基进行摊派。
严格说起来，两者都是朱元璋定下来的，只不过其中的先后顺序是先有了2950万石粮税，后才定下官田五升，民田三升的规定。
“汝默，按照如今清丈后的田亩，粮税能超过四千万石吗？”
魏广德忽然问道。
他没要数据核算过，但相信申时行肯定根据各地的定额进行过测算。
毕竟，田地不是统一一个标准征税，分官田、民田，还有几个州府征收重赋，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大约四千一百万石。”
果然，听到魏广德的问话，申时行马上就说道。
魏广德点点头，看来传言的可信度很高，应该是掌握数字的官员参与其中。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早晚也都是要公开的。
“我大明之前备受财政困窘之苦，既然有增加财税的机会，当不应放弃。
何况据我所知，我大明田赋本就相对较轻，民田堪比前元。
如果以太祖定下税基摊派，怕是民田只用缴两升就够了，这也太轻了。
过轻，似乎也不利于百姓精耕细作，怕是反倒产量。”
这个问题，魏广德前段时间听到消息后就思考过。
税这个东西，重了不行，过轻了也不行，得适中方可。
“藏富于民不好吗？何况魏阁老所说怕百姓不精耕细作，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猜想，当不得真。”
张四维马上就反驳道。
他家虽然是商人世家，可也有不少田地，现在对外都自称地主，他当然希望田赋轻点。
已经把土地交出来了，田赋轻点就能少缴税，何乐而不为。
“子维还记得前朝旧事，前元税轻，可结果如何？”
魏广德笑道。
“那不一样，前元虽然税轻，可徭役重啊。”
张四维马上反驳道，说出蒙元倒台的原因。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中，元朝税率是最轻的，即便考虑其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但摊薄下来，每亩田地收粮税三升，真的没有再便宜的了。
唐朝都收一斗，元朝都是打三折收税。
可以说，单从税收角度，蒙元以宽容治天下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明朝修订的《元史卷五十八》也记载：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明末史学家谈迁云也记载道：“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
……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由此可见，明朝人自己都认为明税重，羡慕前元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
甚至，连创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概因为太过宽容而失去天下”。
在其所着《皇明宝训》中载，“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严格说起来明朝税轻，轻在商税，是商人喜欢大明。
别觉得南宋是不是应该最为商人钟爱，毕竟政治环境支持经商，实则不然。
宋朝中商贾，但对商贾征税极重，而且宋朝插手商业活动，往往都是依靠政治权利垄断上层利益，商人只能分食下层蛋糕。
宋、元都不禁海，都支持商贸，但官府垄断了各种关乎于民生的产业，甚至是官府还直接参与了航海、丝绸、茶叶、瓷器、酒类等等商业之中。
特别是元朝，不仅仅是皇帝，还包括其他封君、地方官员，都有自己的“斡脱商”。
这些“斡脱商”不仅仅掌握了工匠、土地等第一手资源，他们还参与到放贷业和包税业中。
就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体系的出现，即繁华的商业背后，农户、贫民阶级苦不堪言。
所以当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商人阶级的打压，是极为残暴的，税轻也是不得已在明初的需要。
只不过他应该没想到，明初过后商人实力死灰复燃，对朝政影响更大。
而在元朝，虽然天赋轻，但徭役过重，毕竟发展商业需要大量人工，何况从元朝起黄河也不安宁，所以后世也有说元朝是因为治水而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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