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和族学，则是类似于私立学校的性质。
而社学，最早起源自元朝，明朝建立以后得以继续发展。
社学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带有“普及教育”性质。
“社学者，一社之学也。百又十户为里，里必有社，故学于里者名社学”。
社学一般由绅民捐办，负责启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长有成，可参加地方儒学的入学考试，中试者进入儒学，成为儒学生员。
社学在全国普遍设立，洪武八年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但仅过数年就因弊端丛生，下令停罢。
至洪武十六年，又诏令民间自行延聘师儒，建立社学，不准地方官员干涉，社学遂在全国推广开来。
古代读书成本实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读得起，族学也只有大家族才能办的起来，而官学招生名额有限。
因此朱元璋为了鼓励百姓识字，当然更是为了推广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于是参考元制，号令各地建立社学，由地方政府帮助民间办学。
既然是捐办，所以社学在古代还有个名字，那就是义塾。
义塾是由私人出资兴办的学校，以教授宗族及乡里子弟，它与官宦富贵之家族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接纳乡邻子弟入学，具有服务一乡一社的性质。
只不过，社学好坏，大多看地方主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江西的社学在这个时期就有较大发展，并在全国具有独特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梦阳、王阳明两人。
明正德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
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
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社学传授的知识，其实主要是让人识字，并将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正是因为有了断断续续的社学，所以明朝的识字率其实并不算低。
众所周知，四大名着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话本小说更是数不胜数，《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封神演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普通小市民。
如此众多的“低俗”小说出现，代表有大量的读书需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识字率很高，不然小说就缺乏生产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这一类低俗小说，都是层出不穷。
而这一切正因为明朝二百多年对社学的推广，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识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只是清军入关之后，明朝话本小说的繁荣盛景不见，识字率急速下滑，民众眼里只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们谈及“愚民政策”，都会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
然而，从汉唐宋明来看，说朝廷实行“愚民政策”，实在有些牵强。
否则，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学，传播《大诰》。
只不过到了魏广德这里，社学的经费就由之前士绅捐赠变成官府列支，当然依旧接受捐赠。
“叔大兄，我大致测算过，下等县，一年靠着换帖银至少能收入百两银子，中、上等县，三五百两也不是难事儿，完全足够社学所需，还有富余。”
魏广德还在那里继续述说，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围府县牙行交易的记录，按照记录的交易金额，推算出应得的税银。
当然，这还是按照明制三十税一进行的计算。
至于把一些精品或者说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税一，只是他的设想。
后世，关于奢侈品税的建议不少，魏广德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就想着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钱也不在乎多花几个子儿。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价格，还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开档次。
古代等级观念，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广德来了这么久，也早就习以为常。
“之前社学，受官员重视程度不同，好坏参半，但办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费时断时续，师长无心社学授课，大多选择回家开私塾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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