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政李斯说出关中之地几无可征之兵时，在座的人，都有些吃惊。
曾几何时，关中一向以富饶着称，也因“奖励军功”的体制，致使兵员丰富而令诸侯羡慕嫉妒恨。
赢高看着李斯问道：
“资政大人，为何几无可征之兵？”
李斯道：“关中之地，人口约三百七十余万，除去老弱，适征男丁不足百万。”
“先帝在时，为征岭南，发兵五十万，都是大秦男壮之士。”
“后来，蒙恬的长城军，又征了三十万，陆陆续续，关中地区适征男丁几近枯竭。”
“因此，大规模的修建，只能依靠六国的劳役，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虽然，近几年，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男丁又有所增长，但关外纷乱后，除了替换补充章邯的刑徒及奴产子的士卒，加上这次司马欣和董翳所带的援军，征丁年龄，已经由十七岁到五十岁，放宽到十五岁到五十六岁。”
“而士兵与农民的比例，业已突破了一比一的警戒线，农田里，已经没有多少壮男劳力了。”
“何况，粮食转运，后勤补给，也大多要用男丁，这样一来，如果再征兵的话，恐怕今年的秋收以及明年的农田耕种，只能靠妇孺老幼维持了。”
“如此，将大大减少粮食产量，相应地，军前的补给也会出现问题。”
“而关外，很多地方县令或者逃跑，或者反叛，就地征兵及补给，已经很难做到。”
太尉王贲也说道：
“资政所言极是。战争历来打的是后勤，比拼的是综合国力。”
“表面上，打赢是由于前方的将领英勇善战，其实，后方的补给和支持，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当年长平之战，我大秦与赵国对峙三年，双方粮食消耗巨大，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无粮的赵国急于结束战争，才用赵括换下了坚守的廉颇。”
“昭襄王听说武安君白起，以奇兵切断了赵国的粮道，立即下达了全国动员令，征调河内郡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应战，加封应征者爵位一级，并亲赴河内督战，最终才战胜赵国。”
“所以，资政大人所说的兵员和粮食，是战争的两大决定因素，大王不可不察。”
丞相子婴也接过话来道：
“二世胡亥在位时，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能臣，严令各级官吏，逼迫农民增交贡赋，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之需。”
“二世戍卒和徭役征发的对象，扩大到六国，年龄也一再突破，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
“正是这些苛政的因素叠加起来，六国残余势力，才借机反叛。”
“既然大王崇尚‘仁政’，就应该摒弃二世的做法，切莫不顾民力，强行征兵。”
尉缭随即也说道：
“二位大人所言极是，一切战争的基础是经济。”
“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军队才能进行战争。”
“耕田、守土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虽然眼下战争为最紧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
“所以，大王的霸业，应该先从富民开始，民富则国强，国强则战必胜。”
李斯、王贲、子婴、尉缭，四位肱股之臣的一番话，似几记重锤，重重地敲在赢高的心上。
原本以为，做了秦王，笼络几员文臣武将，征征兵，再和诸侯打上几仗，结束乱世，称霸天下，宛如电脑游戏般简单。
殊不知，现实比想象中的残酷百倍，关键是，赢高不能失败，更不能重启游戏。
民生、经济、生产、生活，几百万子民的福祉，寄托在他这个君王身上，搞不好，战败是小事，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即使前线打赢了几场战役，也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看来，自己把做王想得太简单了。
赢高转而问群臣道：
“诸位爱卿，依卿等之见，若仁政安民，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李斯道：“禀大王，老臣曾经给二世上书，关东六国反叛的根源，在于劳役繁重，赋税过重，省赋税，减免劳役，为当务之急。”
赢高问道：“现今，我朝的赋税是多少？”
丞相子婴答道：“原为十税二，到二世时，田租以外加上口赋、算赋、户赋、刍稾等，已达泰半之赋，也就是田里超过一半的收成，都要上缴。”
赢高吃惊道：“那农民还种什么田，除了交赋税，都不够自己吃的，这不是逼民造反么？”
治粟内史此时奏道：
“目今，天下大量田地荒芜，府库里的粮食，也仅够一年支出。现今，马上面临秋收，再加上征战，今年的收成不容乐观。如果遇到灾年，恐怕，饿殍遍地的景象又将再现。”
赢高问道：“荒芜的土地，有具体数字吗？”
治粟内史道：“具体数据，因战乱不好统计，初步估计在三成左右，关中地区略好一些，也在二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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