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三。
散朝后。
武英殿。
朱高煦端坐在御桌之后，内阁顾问方孝孺、礼部尚书于彦昭、通政使权谨三人分坐两边。
“此次朕召见诸卿，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朱高煦开门见山道：“自汉置八仪，百官上奏机密要事，为防泄漏，以皂囊封缄呈进,称‘封事’，也称‘封章’。诸卿应该知道前汉为何定下‘上封事’之制吧？”
方孝孺、于彦昭、权谨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名士，当然知道“封事”的来历。
汉武帝时，大臣张汤将他准备上奏的有关经济决策的奏疏透露给商贾田信等人所知，结果引起武帝的怀疑：“吾所为，贾人辄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
因此事张汤受到追究，落得个被迫自杀的下场。
汉武帝鉴于此，便规定以后上奏机密政事，必须用黑色的袋子封起来上奏。
后来汉宣帝继位，为突破朝中权臣对宫外信息的垄断封锁，确保奏疏上呈的渠道畅通，实现密劾权贵宦戚专政、秘密议政指陈得失等目的，实施了“上封事制”。
“陛下是想效法此制？”
方孝孺恭声问道。
朱高煦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说起了一件旧事。
“永乐十一年，御史陈瑛让手下小吏替他写奏本，可这个小吏私下抄录奏本草稿，卖给了坊间小报外传，导致其所奏之事路人皆知，毫无秘密可言。因所奏之事涉及皇家，陈瑛犯下大不敬之罪，论罪当死，好在父皇仁慈，饶了陈瑛一命,贬其为庶民。”
朱高煦说完这件旧事，话锋一转道：“自那以后,众臣上疏，皆亲自下笔，并严禁幕僚外传，但仍有一些官员的奏疏会弄的路人皆知。因此，朕决定施行封事密奏之制。”
“密奏与寻常奏本、题本不同，依朕之意，无论公私，凡涉及机密、不便公开内容都用密奏。密奏必须由官员亲笔撰写，用词和书写都可以随意，不讲公文格式，写好以后密封送出。朕亲自批复密奏，不让他人代劳。”
于彦昭直接表态道：“唐宋之时，若臣僚所呈机密，亦上封事。洪武、永乐两朝，常有大臣所奏之事遭到泄露，故臣赞同陛下之议，严禁公开未经奏批的臣僚章奏，防止朝廷的决策被提前外泄。”
“陛下，若是机要之事,采用封奏制并无不可。”
方孝孺提出了属于他的独特见解，恭声道：“但若臣子们所议之事，乃光明正大之事，不应当秘而不宣。”
“除了京官外，各地官员的奏本和题本皆由驿站传递，边远地方传到京城有的长达一两个月，入京城再后由通政使司转递。这样一来一往，少则数月，多则半年过去了，而起初奏疏中所奏情形，恐怕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朱高煦侃侃而言道：“而且，途中奏本与题本内容被泄露的可能太大，甚至存在被人篡改的可能。如此，则真实的下情不能上达，朕将不知民间百姓疾苦，以及地方官员治理的具体情形。”
“若在公开的公文报送之外，准许各地官员用密封私信之形式，将奏疏密封起来，派人直接送达京师，并在宫门递进呈至御前，不由衙门转呈。各官员所言若是，朕择而用之，所言若非，则朕心既明，也可手书训谕。”
“万里之外，有如睹面。此外，地方官员存心之善恶诚伪，朕也能一览无余。“
朱高煦施行密奏的理由很高大上，与传统公文报送相比，密奏既快速又保密，但却让方孝儒感到脊背发凉。
如此一来，凡是可以上密奏的臣僚，都将变成大明皇帝的耳目。
下级官吏不满上官作风，便可上密奏告黑状，
满朝文武皆不知各地官员通过密奏向大明皇帝奏禀了什么，不说人人自危，起码能达到威慑群臣之目的。
虽然这种直达圣听的密奏之制，会促使官员相互监督，进一步巩固皇权。
但是久而久之，将会使得官员之间告密、诬陷盛行，从而形成不良风气，官员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对大明整个官场危害极深。
“陛下，若密奏之制推广开来，有三大弊端。”
方孝孺没有直接反对，而是提出质疑道：“其一，所谓密奏，即旁人不可察之奏，如此则等于鼓励臣子相互告密。除了勇于任事者外，其余臣工必然人人自危，以求自保。”
“其二，各地臣工以密奏言事，所言内容彼此之间皆不得而知，某些官员即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陛下与各地臣工亲疏不一，必然会有人自恃与陛下关系较密，而借以挟持上官或他人。”
“其三，各地臣工以密奏越级言事，定会引起上下猜疑，不利于推行朝廷令旨，甚至有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官官相护，只为铁板一块，防备有人越级上告。”
“方先生是反对密奏之制？”
朱高煦淡淡的问道。
方孝孺恭声作答道：“陛下，臣并非反对，而是阐述了密奏推广后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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