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盈而言，将自己已经颁布的诏书推翻，似乎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在短短几个时辰之后，整个长安，便因为刘盈的这个决定，而掀起了一阵舆论骇浪！
稍有些魔幻的是：朝野上下的怒火，却并没有丝毫集中在‘朝令夕改’的天子刘盈身上，反而是高度集中在了‘逼迫刘盈朝令夕改’的安国侯王陵身上。
对于这样的现象，刘盈虽感到有些诧异，但在简单的思考之后，便也缓过了神。
与后世的封建王朝相比，如今汉室最独特的一个‘政治潜规则’，也是在这次事件中展露无遗。
——在如今的汉室，天子，是不能‘有错’的。
不同于后世愈发健全的辩证思维体系，如今汉室思想界，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二极管’式思维。
即：一个人是‘对’的，那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
就算这个人指鹿为马，那也不是他看错了，那是那头‘马’长错了，长成了鹿的样子！
就如同几十年前，秦中车属令赵高指鹿为马，秦廷公卿无不任之、由之；
可实际上，赵高的错并不是指鹿为马这件事，而是赵高本身，并没有指鹿为马的权力，即‘永远不能错’的权力。
如果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是始皇嬴政，亦或是二世胡亥，那这件事，就很可能成为‘秦x宗手腕老练’的光荣事迹。
反之，如果一个人是‘错的’，那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
就算这个人怎么为国为民、为万事计，也必须被贬为桀、纣之流。
就如同原本的历史上，高后吕雉因‘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而被归为‘错’；所以只要是出自吕后之手的政令，都无一例外的被取缔。
如金布律、津关律，又如吕后八铢钱，以及铸币权的收归国有，等等·······
而在这种二极管式的思维下，天子，显然是永远都不能被归入‘错’的一类；
因为如果天子某一件事是‘错’的，那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天子整个人，就都是错的了。
反过来说，既然天子不能被归为‘错’的一类，那天子做的每一件事，就必须是‘对’的。
这也正是眼下，明明是刘盈自己朝令夕改，朝臣百官却统一将冒头，指向‘罪魁祸首’王陵的原因。
——天子，是绝对不能‘错’的！
——就算有错，那也是这天下的错！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种‘非错即对’的极端思想，是一直到上百年后的武帝一朝，被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一封轮台罪己诏所打破。
在那之后，天子才从‘绝对不能有错’的理想群体，变成了‘可以有错，只要认错就行’的，更贴近现实的群体。
当然，轮台罪己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曾有皇帝敢颁诏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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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彻开了‘罪己’这个先例，却也使得后世的封建君王，在权臣的掣肘下愈发势微，竟在千百年之后，发展到了‘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程度。
说回眼下，对于王陵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天子刘盈纵是有心，也实在不便插手。
但很快，东宫长乐传来的响动，却是让刘盈再一次向命运俯首称臣。
——一个合格的太后，对于封建帝王而言，实在是太过重要了些········
“母后········”
长乐宫，长信殿。
照例于常朝日出现在长乐宫，朝见母亲的天子刘盈，只坐在太后吕雉身侧泣不成声；
而在刘盈身侧，太后吕雉却满是慈爱的伸出手，将刘盈轻轻揽入怀中，一下下拍打起了刘盈的肩侧。
母子二人身前的御桉之上，摆着一张盖有太后凤玺的懿旨。
也正是这纸懿旨，让刘盈穷其一生，都再也不曾生出过对母亲吕雉的丝毫反感········
——朕尝闻：凡贤君雄主，皆必于幼时展其志，岁不壮而为天下知，不及而立，便为天下万民所倚重；
太祖高皇帝之时，朝中公卿每多有言：太子刘盈仁孝无双，胸怀仁义爱民之心，堪承宗庙、社稷之重；
后太祖高皇帝临将大行，亦于病榻之上尊尊教诲：嗌！小子盈！万民之计，皆与尔手！
及今，皇帝临九五而治天下，携公卿而治天下，地方郡国皆扫秦末纷争之疲敝，而使民稍有饱腹、暖衣，安居乐业，村野鸡犬相闻，初呈治世之兆。
奈朕源一己之私，由妇人之仁，竟不顾先祖遗志而强令，险阻陵、邑之建造事；
皇帝仁孝，亦不曾言及不妥。
幸先祖之庇佑，上苍之卷拂，有忠臣义士曰：安国侯陵，不复其爵‘安国’之号，不顾朕太后之身，昧死直谏，以保陵邑事。
朕闻之，自愧于心。
乃以此诏告天下：凡汉后世之君，敢言止陵邑者，去帝位而让贤，旁支入继，承继宗庙；
敢有言劝后世之君止、废陵邑之臣，皆万死而不恕；凡同族尽去其官、爵，完为城旦春；同姓百年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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