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宋队用这种方式叮嘱我不要妄动，张银胜一事必然非同小可。我虽然按照宋队的说法没有调查过他，但总会猜到你对此知情，而且迟早会动张银胜的档案，这件事本身当然在我的意料中。但联想起这件事再研究程金宝的死让我想到一个关键。”
邵梓顿了一顿了，随后便往下说。
“我之所以笃定程金宝不是本人，是因为他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他不仅仅是在酒宴上大吃大喝，哪怕面对停电的意外都可以说是气定神闲、对接下来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了若指掌，从头到脚丝毫不像正被人算计的将死之人——哪怕他本该预料不到这一点，以这个人的个性也不会在明知自己被通缉的时候如此淡然。我实在想不通这一点，所以再用客观的角度重新回顾那起案子……我发现宋队已经预想到了自己的死。”
真正的程金宝是一名凶残无脑的罪犯，虽然上过几天会教导基本礼节的私立学校，也有着能徒手掐死活人的残暴力气，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根据案卷描述所透露的细节：只会在杀人后仓皇逃跑的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预谋、有计划的高智商杀人犯，首先就不符合混入这种公共场合还不动如山应有的心理素质。
一个警察，一个罪犯，这两个人本不搭界，只是在发生在两者身上最终的事件都在谋杀发生前的“他们身上”投射出了一些预兆。
确认程金宝遇害以后，这种预兆的违和感让邵梓下意识认定他并非及本人。而正是因为张银胜的卷宗在同一时段被人取走，尘封许久的记忆被唤醒，邵梓由此及彼，惊觉当初的指示也可以被称之为真正的遗嘱。
在宋荆的被害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邵梓只忙于洗清被栽赃的宋队再被附加的冤屈，并且为调查团针对宋荆本人的调查重心痛心、困惑且愤怒无比。
从现在看来，调查团之所以如此专注于研究证实受害者的“渎职”，大抵也有畏罪的吕闻康在其中暗箱操作的原因。当时的他可以说是市局中位高权重、广结人脉的代名词，如果不是拿到了销毁证物的确凿证据，恐怕至今他都还会在位置上作威作福。
在事发之前，宋荆已然意识到了有人在内部作祟，而且能量不小，因此行事处处谨小慎微，连对信任之人也是如此。
而若非意识到自己将要遇害，宋荆根本不会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专程叮嘱他不要调查张银胜，而是直接瞒下事实。就像宋荆案调查难以为继以后，后来与他合作的梁安所采用的方法一样。
会这么做实属无奈，宋荆或许也有纠结。作为一个普通人，宋荆当然不想死，但能预感到有人想要用尽一切办法将自己逼上绝路，而她连这份担忧也不敢往外延伸——因为这伴随着更加惨痛的代价。
梁安向邵梓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你也知道宋队的死可能源自于她在调查张银胜相关，你真的完全没有做些什么？”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被宋队嘱托过做些什么的人，但和你说的一样，我得到了宋队的指示，那还是最后的指使……其实我刚发现宋乔雨身份的时候我就尝试问过他。他从身份上来讲是完全可信的‘局外人’，又是宋队的儿子。”邵梓说着摇摇头，“但他根本没从宋队那得到任何信息，我也不想再做无用功。梁安，有关这件事，我其实也想过问你。”
“但你没有问我。”
“因为你从来没向我提供过重要信息，只是在画大饼和打马虎眼。”邵梓眼神颇为幽怨，但还是澄清，“我不是抱怨什么，你的那一套‘连宋队都不敢大意牵扯旁人’的论调对我来说很管用。我是从小就想当警察，但绝对不会冒任何殃及家人的风险。”
这种答案梁安倒是欣然接受，不过他明悟了一件事，就是邵梓并非容易受人驱使，只是单纯被崇拜冲昏了头脑，“所以也是因为宋队最后说的那些话，你才从不反驳。”
只是邵梓还有一点判断失误。他认知中的宋荆一直都是昱州市局的“大腿”，一名机智过人的警探，当然和宋乔雨这家伙截然不同。只是也因为这种印象过于深刻，让他忽略了一件事：宋乔雨或许没有宋荆那样聪明，但他们的职业轨迹近乎相同。
在最初进入刑警这一职业生涯的时刻，他们具有同样的个人优势。
宋乔雨从宋荆那里得到的也并不是什么留言，而是一种“习惯”，源自这对母子最大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心中永远有着标准答案：清楚在荒山野岭之内乃至人群嘈杂中，什么地方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盲点同时较为隐蔽——判断“哨兵”可能存在的位置是身为狙击手的基本技能。在返回文明社会以后，这一技能便可以帮助他们“取而代之”。
“有些地方，总有人要去走的，起码先踩踩脚。”
梁安从一开始就觉得宋荆在被自己提醒时冒出来的这句话颇有深意。毕竟在某些人后来和他提到的“宋荆事迹大全集”当中，并不包括好为人师、喜爱说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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