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配置与人力配置如此不成比例，除了敷衍塞责之外，县政的运作并无别的办法。
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职责中，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很可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
国民政府时期，对县长的惩戒甚多。
在那些由军阀控制的省份，想要坐稳县长，首要之务是筹钱募兵的工作必须做得漂亮。
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不保。
既然县长如此难做，何不干脆解职走人脱离苦海？
但走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国时期的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
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收发、差役这全套的班底，得随他同来同去。
连上任所需的总理遗像和党国旗帜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
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
而仅盘查全县积谷一事，往往就需耗时数月。
如果认真走流程，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须由县长个人承担。
如此，办移交就成了县长必须承担的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
不单单是交接费用在迫使县长走向贪腐，民国时期与县长有关的上述种种制度设计，都是在逆向淘汰廉洁奉公之人。
总而言之，除了贪污腐败，县长几乎做不了正经事。
但如果做县长本就奔着贪污腐败而去，自然也就不必再做正经事，种种制度上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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